“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钱学森之问，很多人在苦苦寻找答案。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邦河的答案是：研而优则仕——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那些荣登仕途的研而优者因为事务繁忙而学业荒废，终于成不了学术上的大师。但并不是所有研而优的人都能“仕”，为什么那些人也成不了大师？这涉及到官本位文化体制的资源配置问题。“仕”了的研而优者掌控着各种钱物资源，他们依然在做大师梦，所以不会轻易把资源慷慨地分给没有仕的研而优者，他们形成了资源的垄断。缺乏资源的研而优者不得不为房子车子等日常生活条件而奔波，再有才学，恐怕也不得不浪费大半。这就是文化事业体制的官本位之害。

    早在2003年，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文化部共同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实，彼时，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没有肇始，哪谈得上深化？2004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组团赴上海市视察，在后来形成的《关于公益性文化建设和发挥作用情况的视察报告》中说，“从全国看，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事业体制何止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1990年代到现在，体育、教育、卫生这些经常跟文化相提并论的行业，都出现了很多体制问题，其中以中国足协最为明显。改革力度最大，与国际接轨最快，所以问题也最多，而且几乎都暴露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也最为世人所诟病。为何足球界反黑反赌，一夜间势如破竹？因为那些问题本来就暴露在那儿，像晚会后被丢弃在路上的荧光棒似的，俯拾即得。就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动真格的了。而为何文化体制却稳如磐石，相安无事？一言以蔽之，那些领域的改革风生水起，轰轰烈烈，而文化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很多部门和单位还是1980年前的样子，一潭死水。不搞改革，当然问题暴露得少，掩盖得多，而且掩盖得深，真要查就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而牺牲的是文化事业，受损的是国家利益。

    文化体制改革为何那么难？一言以蔽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太紧密了。在主事者不无夸张的想象里，文化体制改革可能是洪水猛兽，将导致地动山摇，整个社会观念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弄不好会引发动乱。当事者死死把着文化体制的闸门，既想改又不敢。在这种矛盾的保守心态作用下，文化体制笼罩在浓重的意识形态阴影里，改革的面纱迟迟不能揭开。

    文化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官本位的观念和制度。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虽然挂着民间组织的牌子却更像个官僚衙门。往往党政不分，政事不分，官学不分。官本位在文化事业单位里还有种种表演，也应该是改革的内容。比如，大小事务都是行政长官说了算，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更没有科学衡量指标。官僚管理和专家管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发达国家，大型博物馆都有专门的研究室，研究人员都有独立的办公室，这样学术才能有所嘎嘎独造的气魄。在很多哪怕是政府主办的研讨会上，专家的名单和发言总是被排在官员的前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体制内，任何一名小科长，只要是上级机关来的，都会被奉若上宾，凌驾于大教授之上。研而优者如果脑袋上没有冠冕，就会被边缘化，不仅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得看领导的脸色和意思，没有制度上的保证。

    学术一再受到权力的挤压，行政长官不仅决定下属的行政职务，还决定其学术职称，有时一意孤行，“自作主张”；有时也会走走民主的形式，让群众或者小范围职工投票，但又不公布投票的结果；投票之前，没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和量化指标，投票人可以任意而投，江湖义气，利益关联，等等因素不断作祟，这为拉票贿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巧妙的渠道，而投票现场成了人际关系和利益交易的大卖场。没有科学的民主也就成了假民主。某些领导口口声声说科学发展观，但关键时刻却把科学抛到九霄云外，为何？科学讲究事实，他们就没法弄虚作假了，没法玩弄权术了。杰出人才之匮乏，官本位是祸首。文化体制改革，正如教育体制改革，正如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去行政化”，否则就很难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