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言论版文章：有传闻说谷歌会近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西方媒体由此再次指责中国的网络管理与新闻自由。有中国学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的敌视主要是西方媒体煽动的。新闻媒体不仅未能推动国际对话和世界和平，反而成为文化间交流的巨大障碍。

    一个事实是，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警惕和指责，而这让部分中国人很不高兴。中国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

    2009年世界新闻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指出，“媒体在促进对话、相互理解与和解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他认为，“媒体能够挑战人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指出，“沟通文化差异成了一项主要的挑战”。他说，“媒体被视为公断者，可以在鼓励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各方开展辩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但是坦率地讲，我个人对新闻媒体的认知远没有那么乐观。在当今世界，无论官方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倾向于发表自己喜欢的信息，而过滤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认为，信息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gate-keepers)；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网络。

    这和传播学上的“选择性机制”不谋而合：人们总是选择性接触、传播、理解、记忆与自己的既有认知、立场相吻合的信息。英国文化学者Stuart Hall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 McGregor进一步发现，在没有客观证据引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根据其主观偏好来预测的。

    除了主观因素外，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也程度不同地制约着新闻媒体。“局内人”都清楚，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大人物”试图影响新闻媒体。西方某大国的政治顾问们甚至自负地宣称，新闻媒体总逃脱不了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命运。在现代政治传播中，普通公民要形成自己的独立认知何等艰难！

    在当今社会，新闻媒体竟被某些精英阶层作为国际博弈的工具；和平时期的国际传播越来越像战时的舆论对抗。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自由媒体未必都负责任。自由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常常加深文化间的隔阂、扩大民族间的鸿沟。今天，每当国际冲突加剧时，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会自觉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毫不迟疑地寻找甚至制造借口指责对方。

    其实，即使没有国家利益冲突，文化差异也往往成为国际传播的巨大障碍。2009年12月初，西方某主流报纸对中国国家领导的讲演语言大加质疑。该文甚至引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杜撰的名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这家西方大报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其蛮横自大让人震惊。

    信息在同质群体（homogeneous population）中传播更容易获得认同，但观点往往会趋于极端。这是传播学上的一条基本原理。但问题是，国际上有多少媒体愿意冒着冒犯受众（audience）的风险“挑战人们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迎合受众心理需求的结果是对“敌对国家”的偏见更深，而对方的反弹也因此更强。部分新闻媒体不幸沦为偏见与仇恨的制造者。

    随着传播学等学科在全球的普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到新闻媒体的局限性和不良表现。当新闻媒体被视为“巧实力”（smart power）要素、成为国家战略工具时，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性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威胁。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反而开始质疑西方媒体？这是个十分沉重但必须正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