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五一”小长假刚过，由河北省文化厅召集的协调会就急匆匆地召开了。

    出席此次会议的正定县文物旅游局赵云庙管理处主任孙新华事后告诉记者，这次“特别”会议正是试图平息正定、临城两地愈演愈烈的赵云故里之争。

    2009年，河北省正定、临城两地打响了赵云故里争夺战。而今年以来，随着媒体关注，两地间为此展开的争夺也日益升级。

    在同一间会议室内召开的协调会，双方却没有“交集”：主办方将临城安排在上午，正定安排在下午。 

    “从上至下，双方涉及的政府有关方面可谓应到尽到。“孙新华介绍说。

    下午的会议一开始，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彭卫国就向正定方面通报了上午临城方面协调会的相关内容。

    “文化厅要求临城方面停止滥用‘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宣传，否则今后邢台方面一切申报省级非遗的项目，文化厅都不再审批。”孙新华说。

    而对于文化厅要求正定方面围绕赵云故里展开的争夺战彻底“熄火”，正定方面表示，“要想‘熄火’，先给临城县‘非遗’摘牌，不摘牌绝不罢休。”文化厅方面表示，可考虑去掉“非遗名录”中，“临城赵云故里传说”中的“故里”，但正定方面坚持必须“摘牌”。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最终会议不欢而散。

    5月6日，正定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张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颇为无奈地表示：无论临城的“非遗”是否摘牌，其实临城都已是这次赵云故里之争的最大赢家！

    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青年学者裴钰认为，名人故里属于文化旅游业，而文化旅游业又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故里经济”是文化产业中一个的重要缩影和典型案例。“故里经济”作为文化竞争，体现的是旅游营销策略，并不建议仅仅从学术角度作简单的、有倾向性的评判。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从发展文化旅游业、旅游营销策略来讲，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临城在与河北省经济强县正定的这次博弈中，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赵云故里之争“杀”出第三方

    关于正定、临城赵云故里之争，采访中曾有学者告诉记者，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考证，赵云故里并非如今的正定，也不在临城，而是在与正定县城隔滹沱河相望的石家庄市东古城村。

    据《三国志》记载，赵云为常山真定人。而据有关专家考证，三国时期真定县治所位于如今石家庄市东古城村的东垣古城。“而如今的正定县城当时为‘安乐垒’，属九门县管辖，《魏书·地理志》中有相关记载。到了唐朝初年，真定县治所才由东垣古城迁至安乐垒。”这位学者对记者表示。

    “此次赵云故里之争，除了民间研究会外，专家和学者鲜有直接参与争论的。”石家庄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勇注意到，近期在全国频发的一系列“名人故里”之争中，学界保持冷静，而地方政府表现却颇为“高调”。“赵云故里之争也不例外。”他补充说。

    2009年6月8日，“临城赵云故里传说”入选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周后的6月15日，河北省临城县政府就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正式启动“赵云文化广场建设”。

    随后在7月5日，临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小平则对媒体表示：“赵云确系河北临城县澄底村人！”

    为此，9月4日，正定官方媒体《正定风采》刊发了措辞激烈的社论还以颜色，称临城县“堵门骂阵、欺人太甚，触犯了‘赵云故里’这道不可逾越的底线”。

    今年3月18日，石家庄市领导又专程作出批示：正定县“赵云故里文章要做足，该申报申报，该建就建。赵云文化是正定的名片”。

    为此有专家指出，每次地方政府的高调表态都使争夺战不断升级，同时也引发了更多关注。

    “说到底，类似的名人故里之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一种‘秀’”。梁勇评论说。

    早在几年前，梁勇就专门在博客中撰文，对有“中国名人故里第一争”的曹雪芹故里之争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梁勇看来，各地争论的不是曹雪芹的故里，而是曹家若干代祖宗，包括曹寅、曹寅的祖父、曹寅几十代以前祖宗的故里、居住地或者原籍，从这个角度讲，每地都有每地的道理。

    为此他在博文中分析说：“河北灵寿坚持说，因为曹雪芹的远祖是北宋大将曹彬，因此，灵寿是曹雪芹故乡。河北丰润坚持说，因为曹寅的祖籍是丰润，所以丰润是曹雪芹的故里……后来，又有铁岭人也拿出证据，论证曹雪芹故乡在铁岭。可是，北京正白旗的档案里，有曹雪芹祖父的祖父加入正白旗为包衣的记载。曹家从曹雪芹六世祖起就入旗到了北京。”

    而裴钰在研究中更注意到，故里之争所涉及的各地政府都已将故里建设纳入当地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去发展。

    评委承认，临城申遗措辞是“动了脑子的”

    面对各地似乎扑朔迷离的“名人故里”之争，当代文化学者、文化产业专家方伟认为，由于从国家层面不可能调动公共专家资源专门辨别这些名人故里的真伪，即使这样做，得出结论也需时日，“正是在这管与难以管之间，地方政府有了大量施展作用的空间。”

    记者采访时发现，从官方到民间，正定方面都反复向记者强调，他们是在“捍卫”赵云故里，而临城是在“抢夺”。

    对此，有专家指出，在这场争夺战中，相对于正定的被动应战，临城的表现的确“积极主动”，而更有人将临城的表现作为“文化产业营销策划的成功案例”。

    其实早在2005年4月，随着在临城古鲁营村一口枯井内发现一块赵云故里碑，临城就悄然开始为这场争夺战做准备。

    5月5日，记者在临城县旅游局的仓库中看到了这块躺倒在地的赵云故里碑。这块刻有“汉顺平侯赵云故里”几个大字的石碑，在大字左右分别刻有一行小字，分别是“光绪戊戌孟冬正定镇总兵蓝斯明立石”、“盐运使衔四川重庆府知府吴震敬镌”。

    据临城县旅游局副局长张志忠介绍，随着这块石碑的出土，流传于当地的关于赵云的传说也引起了该县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2006年，临城县成立了由时任副县长路焕京为首的“赵云故里”文化小组，着手挖掘整理当地关于赵云的传说和史料。

    ——2007年4月，临城成功申报邢台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年9月，中国民俗学会有关专家受邀前往临城调研赵云文化。

    ——2008年12月，“临城杯”河北师范大学动漫设计大赛举行，这次比赛的主题是赵云故里文化。

    ——2009年春，该县将“赵云故里传说”向河北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北省民协主席郑一民在评审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担任由二十多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副主任。

    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评审时就有人对临城申请“赵云故里传说”一事提出异议，但讨论中大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史料，同时临城申请的不是“故里”，而是“故里传说”。“故里传说”不具有唯一性，因而这个项目“最终一致通过”。

    但郑一民也承认，临城申报“赵云故里传说”，措辞时也是“动了脑子的”。

    在正定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张星看来，临城此次申报“传说”是假，求“故里”之名是真，申遗只是赵云故里争夺战的一个步骤。

    “眼球效应为临城省了几千万的广告费”

    而“申遗”之后，临城也的确更加自信地亮出了“赵云故里”的名片，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随之展开。

    “如今到临城，在公路边能看到‘赵云故乡，水墨乡居’的广告牌，手机也会收到‘赵云故里欢迎您’的群发短信。”河北省赵子龙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武威振说。

    2010年伊始，由临城县组织编著的《关于赵云故里》一书也出版面市。临城县委书记宋向党还亲自为该书作序。 

    “书名初定为《关于赵云故里传说》，但最终定名为《关于赵云故里》。”该书主编、县农业局退休干部侯风春介绍说，书出版后，曾被该县领导作为给各地临城籍同乡的礼品书分送。

    而记者注意到，发表在邢台市当地媒体一篇较早引起关注的报道临城、正定赵云故里之争的新闻——《临城、正定“对对碰”》，作者之一是临城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临城强大宣传攻势引发的媒体关注，导致了该县“史上最大规模的新闻采访”，该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颇有应接不暇之感。

    “我那天看央视报道正定、临城赵云故里之争的新闻，我觉得临城人太聪明了。”5月6日，作为正定县主管文物旅游的官员，张星向记者感叹，“临城几乎借着这个电视新闻，把自己的旅游资源介绍了个遍”。他苦笑着说，“就是我们现在采访，也绕不开临城，还得挂着它讲。”

    “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逐步控制和主导着社会发展，所以信息的集聚和凸显就能形成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高地，引发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方伟认为，在各地名人故里争夺战中，率先发力打造强有力信息点的一方，往往会占据这一“高地”，“赢在起跑线上”。

    在当代文化学者、文化产业专家方伟看来，正定的无奈并非个案。

    “信息的相向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伟解释说，信息的流动和水不同，不是向低处流动，而是向高处流动。因此，信息越有制高点，就越有涵盖力，统帅力。“没有强有力的信息点把信息从争夺者中转移到自己一方，怎么炒作也只能是补贴对方。”

    曾有临城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赵云故里之争权当是打广告。”有专家表示：“这样的眼球效应为临城省了几千万元的广告费。”

    故里之争引发眼球效应

    2009年初，张星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发自厦门一家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交往的服务机构的传真。

    在这份传真中，这家服务机构声称，近日收到了临城县个人注册网络知识产权中文域名“赵云故里”的申请。“经审核，被申请的网络知识产权名称涉及三国时期蜀汉五虎将之一——赵云名称，且赵云是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贵单位作为当地政府主管单位，享有该网络知识产权的第一知情权及优先注册权。”

    为此这家服务机构表示，如正定决定申请注册该网络知识产权中文域名，希望获得该网络知识产权中文域名的唯一使用权，那么在交纳注册费用后，服务机构负责帮助注册。

    “这封传真只是一个开始。”随之，张星和他的同事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真、电话，“有陕西、山东、北京、福建……”张星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这些公司、机构纷纷表示，收费后，可帮助打理涉及赵云故里的各种事务。

    而在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代理所发来的另一份《关于“赵云故里”商标被抢注问题的法律建议》上，记者看到，这家公司除了告知“正定县文物局办公室彭先生”，陕西省绥德县有人申请在第43号商品上的“赵云”商标，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初步审定外，同时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尽快搜集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商标异议申请，阻止该申请人的不当注册申请。当然这也不是免费的。

    张星至今也没搞清楚，这十几家公司是如何得知他和同事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的，但正是通过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传真和电话，张星从一个侧面真切地感受到了赵云故里之争引发的“眼球经济”的“热度”。

    赵云故里搞成了“期货交易”

    借着赵云故里之争这把“火”，临城县现有最大招商项目——赵云主题公园已进入了实质性招商阶段。这个规划面积占地400亩的主题公园将筹建赵云故居、赵云故里牌坊等建筑，并且设计了长坂坡、八卦阵、三国军营区等一系列主题景观，整个主题公园招商规模将近1亿元。

    而正定方面，则在4月1日，河北省赵子龙文化研究会与中华赵族恳亲协会共同签署了《赵云故居遗址认定书》，双方公开确定赵云故居遗址的具体位置为“正定县南门里广惠西路以北，与华塔隔路相望”。在4月28日，出席第13届赵子龙文化节开幕的正定县长米志奇则正式宣布启动“赵云故居” 的筹建工程。

    裴钰认为，正是故里之争，使得两地纷纷临时抱佛脚，以超常规方式，迅速打造“赵云故居”、“赵云墓”等核心文化设施。之前，正定、临城两地均没有“名人故里”最具核心价值的文化设施——名人故居。 

    2003年，曾有公司想在正定赵云庙基础上，投资一个1亿多元的文化旅游项目，兴建赵云祠、主题公园、校武场、子龙武术学校等。项目规划图已做好，但由于批地等原因，而最终泡汤。

    记者了解到，在正定县，和赵云故里相关的城建项目很多，包括：占地18亩、总投资850万元的“子龙广场”；城市中心区的赵子龙塑像；全长1970米、总投资2.38亿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子龙大桥；五星级、28层的“赵子龙大酒店”；以赵云命名的街道和学校，如常山路、常胜街、赵云路、常胜胡同、子龙中学、子龙小学等。

    但裴钰认为，城建项目算不上核心文化设施。

    “发展文化旅游，首先要充分挖掘文化的核心价值，然后开展项目，接下来才是品牌包装。”在裴钰看来，正定、临城的赵云故里之争，由于双方都没有核心文化设施，就先行开展城市宣传，真可谓把赵云故里搞成了“期货交易”，而标的物是“赵云”。

    “赵云故里对双方现在还只是一个‘概念’，纵然两地争夺得热热闹闹，但能够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回报尚未明了。”裴钰评论说。

    故里效应如何与实体经济对接

    5月9日，方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各地，在名人故里之争引发了眼球效应后，各地官员更需要冷静下来考虑，“热炒”之后如何与当地实体经济、文化产业实现对接。

    有评论认为，临城其实不仅仅满足于过“眼瘾”。

    记者了解到，在赵云主题公园招商后，该县希望借助此次故里之争形成的关注度实现地方经济转型。

    多年来，临城县形成了板材、水泥、炼焦和造船钢四大支柱产业，而它们均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传说为赵云出生地的澄底村正是该县产业面临困局的一个缩影。这个全县最早普及电视、电话的村庄，由于村里的矿产资源已开采殆尽，小矿产被政府禁止，同时地表也因开矿被严重破坏，发展受阻。

    为此，早在2008年该县就提出产业转型，旅游业便被当地确立为支柱产业。

    石家庄社科院研究员梁勇告诉记者，临城县虽属邢台市，但距离石家庄市区不到两个小时车程，“该县具有发展旅游业一流的资源，但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临城，却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开发水平有限，而难有作为。”

    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贫困县临城，我国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发展，长期受到融资瓶颈的困扰，为此不久前，9部委还专门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方伟告诉记者，借助故里之争形成了信息高地，资金和人才都会自动向这一高地聚拢。

    临城也试图借助赵云故里之争，破解发展旅游业的资金瓶颈，以赵云主题公园为龙头，带动歧山湖开发、癏河治理，旅游业全面发力。据了解，目前已有民营资本与临城方面接触。

    名人故里效应超出文化范畴 背后是区域发展之争

    “有的故里之争，已经争论了数百年，始终没有停止过。”5月15日，天津历史学会理事、青年学者裴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已经明确反映在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层面，在相关地区，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的，具有鲜明的产业规律。”裴钰关注这一现象已有五年，他最近在媒体上开设的名人故里之争专栏，更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我试图从区域发展和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时发现，名人故里之争所折射的故里经济是非常典型的文化产业案例。”

    裴钰注意到，名人故里之争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尤为突出。在他看来，这些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同时其中更有省份树立起“旅游立省”战略，在十年前就将发展文化旅游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

    “故里”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名人故里经济’又可谓文化旅游发力的最佳着力点之一。”他告诉记者，加入争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南阳市，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启动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而按照规划，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裴钰认为，正是旅游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热”导致了名人故里之争“热”。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正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不再是笔墨官司、不再是论战，而是实实在在的区域发展之争。”

    裴钰分析说，参与争夺“李白故里”的四川江油、湖北安陆，都动用全市之力，大力发展李白文化旅游产业。“这就如同两颗行星，本来距离遥远，但因为轨道相交，则必然相撞。”他认为，两地围绕李白故里的激烈争夺也是两地区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的层面上讲，各地的名人故里之争有一定的合理性。”

    裴钰同时也提醒，加入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并非“不争白不争，争了也白争”，此举虽可谓高回报，但同样也是高投入、高风险。

    以四川江油、湖北安陆为例，双方在发展李白故里经济上，投入都可谓“大手笔”，砸下大项目、大资金。

    2003年，江油在国家工商总局把“李白故里”注册为商标，由此，江油认定自己是全国“唯一一个”李白故里。正是有了“唯一一个”的底气，江油启动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在7亿元以上。

    而安陆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安陆初步建设成李白文化展示传播基地”，且规划背后同样有着大项目的身影——白兆山旅游风景区项目。该项目2002年启动，总面积804公顷，总投资8000万元。此外，安陆耗巨资在央视投入城市广告，以提升城市品牌。今年，安陆还乘势上马了 “李白纪念馆续建工程项目”，将李白纪念馆扩建成集游览、影视创作、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服务中心和研究李白的资料中心，总投资785万元。

    裴钰认为，围绕李白故里开发所投入的大规划、大资本和大项目，使得这一争夺成为两地谁也“输不起”的战斗。“李白故里花落谁家，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一旦学术上有定论，被“摘帽”的一方，相关的项目投资回报或将大幅缩水。

    故里之争不是零和博弈

    “名人故里之争的‘争’从根本上讲是‘竞争’的争，而非简单意义的‘争抢’的争。”裴钰认为，其本质是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绝非一个无计划的、盲目混乱的行为。“这种竞争绝对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他强调说。

    在裴钰看来，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夺由来已久，而且颇有些势不两立的态势。他将双方持续百年的交锋，总结为“四个门”。

    首先是“对联门”。清朝道光年间，籍贯湖北宜昌的顾嘉蘅到南阳做知府。当时，襄阳人和南阳人打官司争抢诸葛亮，顾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阳，又不愿触怒属地南阳。情急之下，他满头大汗写了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置于武侯祠。“可见当时两地争夺的激烈程度。”裴钰评论说。

    而1990年，中国邮政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两地为此激烈争夺该组邮票的首发地，“邮票门”由此爆发。最终国家邮票发行部门不得不“和稀泥”，让两地各自举办首发式。

    到了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重新收录已经删除十年的《隆中对》，其中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 ”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此举强烈刺激了南阳，“教材门”爆发，南阳市甚至举行了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

    而2008年6月8日，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插播了一则湖北襄樊的城市广告——“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又激起了南阳人的抗议，是为“广告门”。

    就是这对争夺多年的“老冤家”，如今对名人故里之争也尝试着走向合作与共赢。

    裴钰也注意到，在2008年的南阳《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这样的内容：“鼓励旅行社与重点客源地搞好对接，加强与洛阳、平顶山、襄樊等周边城市的合作。”

    既然名人故里之争的“成败”似乎不再以简单的“输赢”论英雄，那么对一地而言，如何衡量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的成败呢？

    裴钰认为，标准有三：首先是当地文化传承是否得到了较好保护。“争夺炎帝故里的陕西宝鸡和湖南株洲就是典型的一例。”裴钰介绍说，宝鸡每年传统的炎帝祭祀传承得很好，而株洲，在2006年，本地的“炎帝陵祭典”也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他看来，两地都很好地传承了炎帝文化，两地相关文化旅游也因此而繁荣。

    同时，裴钰注意到，争夺黄帝故里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该县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的增幅(如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0年(计划)达到4000元。由此裴钰认为，衡量当地发展“故里经济”成败与否，还要看其是否拉动了当地经济，是否惠及民生。

    而第三个标准则是故里经济的创意营销是否做得好。作为诸葛亮出生地，山东临沂创办了诸葛亮故里文化旅游节。裴钰告诉记者，临沂仅在2007年的文化旅游节就签约32个项目，累计吸引投资额达24.616亿元，利用诸葛亮捆绑推介机械、电子、纺织、化工、建材、农业、旅游等多个产业。

    因为唯一，所以珍贵

    “孙悟空故里就其商业价值而言，是远远无法和赵云故里相比的。”裴钰告诉记者。

    在研究中，他将目前在我国各地引发了故里之争的30多位名人分为三类：一类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比如赵云、李白；第二种就是文学、娱乐化的人物，代表就是孙悟空、董永，“这不是学术之争，只是‘泛文化’现象”；再有，就是“故里经济中比较特殊的，触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西门庆故里之争”。

    在裴钰看来，其中最具商业价值的就是第一类——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故里商业价值高，就在其真实性。”他认为，历史人物故里和帝王陵寝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含金量的两种，二者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也是为什么只会出现故里之争，而不会出现故居之争，还有为什么说曹操墓的发掘蕴含重大的商业价值。”他解释说，文学和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则没有“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它们的文化旅游价值就相对弱一些。

    有学者指出，有的历史名人故里研究出现学术乱象，是由于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论有问题，“没有坚持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他还进一步指出，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某些地方的学术研究是为本地经济利益“背书”的情况。

    为此，还有的学者披露说，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拿钱办所谓学术研讨会，期望“研讨”成果有利于其故里之争。

    裴钰认为：“地方政府资助学术研究无可厚非，但对基于经济需求之上的重大学术分歧，应该依照国际通行做法——设立学术研究基金，将资金投给相关的学术基金，由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来组织相关的研讨过程，才能确保学术程序的规范。”

    裴钰认为，坚持历史人物的故里唯一性，同时宽容看待文学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坚决反对文化旅游中出现的触犯社会基本伦理和价值观的行为，这是对“故里经济”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

    裴钰提醒，某些地方学术研究“为本地经济利益发展‘背书’，从短期看似乎有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而从长期看，任何违背现代人文科学逻辑和法则的学术研究，都会误导地方政府决策，为地方政府发展名人故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