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儿童阅读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爱护下一代的标志，是有远见的标志。
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少儿出版大国，每年出版的少儿图书多达4万种。孩子们的阅读选择空间前所未有的大。但是与出版的繁荣相比，儿童阅读的现状似乎难以令人满意。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接受采访的诸多人士，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出版人和阅读推广人，都认为目前儿童阅读亟待改进和加强。
30%的城市孩子拥有88%的少儿图书，农村孩子缺乏课外读物
少儿阅读存在严重不平衡
尽管已经过去了近3个月，但是一想起孩子们沉默的面容，李学谦仍然感慨不已。“我没想到，全校1500名孩子，竟然没有一个看过《儿童文学》这本杂志。”
李学谦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今年春节前他和同事到江西一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县级市去搞阅读推广活动，在县里一所最好的小学，他问孩子们有没有看过《儿童文学》，“我很沮丧，没有一个孩子举手说看过。”《儿童文学》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少儿类刊物，月均发行量达115万册。“我们是旬刊，每月出三期，平均每期30多万册，但是我想需要纯文学滋养的、愿意接受纯文学滋养的孩子肯定不只这30多万，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少儿阅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同经济领域存在城乡差别和东西差距，我国的少儿阅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方面，许多城里孩子的图书多得没地方放，家长在书店里面对琳琅满目的书不知挑哪本；另一方面，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孩子严重缺乏课外读物。
“像宁夏、甘肃的贫困地区我都去看过，好多孩子确实没有书。不要以为北京的小孩儿书多得很，全国的小孩儿就都有书看，其实真到农村去完全有可能看到孩子们只有课本没有课外书。中国的少儿阅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海飞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少儿读物委员会主任，在少儿出版界已经工作了近20年。他说，“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城市的小孩儿占我国儿童的30%左右，但他们的图书占整个图书拥有量的88%，而70%农村儿童的图书拥有量是非常低的。这个比例悬殊得很。”
中少总社的一位博士到广西某市做阅读调查，回来跟李学谦汇报说，当地一所农村的小学里只有少量课外书，很多书是党政机关捐给孩子的，里面甚至包括不少政治理论读物，根本不适合孩子阅读。有些适合孩子阅读的书是把书用钉子钉在木板上面，再把木板钉在课桌上面，就是说孩子只能在那个地方看，不能拿走。“还是书少，怕学生带走弄丢了。”
“从规模上讲，我们现在是当之无愧的少儿图书出版大国。”海飞说。据统计，目前我国576家出版社中有521家在出少儿读物，近年来每年出版的少儿图书达4万种，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1/7。仅今年向新闻出版总署申报了少儿选题的出版社就有519家，申报的选题约占总选题的19.7%。此外我国还有260多种少儿报刊。
“这个规模在国际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美国也不过3万多种，咱们4万种，而且品种很全。”海飞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会儿，12个小孩才有1本书，现在是书山书海了。我个人的感觉，目前是少儿出版历史最好时期，也可以说是黄金期。但是3.67亿少年儿童，比欧洲人口还多，所以人均图书占有量就比较少了。”
李学谦认为，尽管中国的少儿出版非常繁荣，但是少儿阅读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中国人口多，仅仅在校中小学生就有1.2亿人，从图书的总供给上看还是不够的。但是出版社的推广能力薄弱、发行渠道不畅也是一个原因，在许多县一级的新华书店里，除了教辅材料，几乎找不到多少适合孩子阅读的书。另外，阅读的场所不是很多，图书馆不是很普及，这也是一个原因。”
海飞说，“现在城市小孩儿的书多得当废纸卖，玩具也多得很，能不能把这些书和玩具消消毒，通过民政部门的救灾渠道送给有需要的农村孩子？”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海飞曾经自己组织出版社向农村捐书，但是运费太高，出版社很难长期承受。他建议有关部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做起来并不难嘛。”
“你们认为自己应该看什么书？”孩子们的回答出人意料
功利阅读导致人文修养缺失
曹颖是中少总社阅读推广部的负责人，今年3月初，随着“《儿童文学》纯净阅读大篷车”启动，她和几位作家先后奔赴北京、江苏、福建、江西、湖北、广东等地的小学做阅读推广。每到一地，她都要问孩子们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们认为自己应该看什么书？”孩子们的回答令她有些意外。
“超过一半的孩子说，应该看对学习有帮助的书。可我觉得对学习有帮助的书不一定就能帮助他们成长。而且我还发现，学生的阅读量不够、阅读面太窄，像《夏洛的网》、《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这样的经典儿童图书，很多孩子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看了。”
“应试教育的这种导向性实在是太强了，这么小的孩子都接受了这种观念，想想挺可怕的。”曹颖说，“我还在一直引导他们。我说，有一位作家说过，学校的教育就像母亲的乳汁，我们长到一定的年纪就不能光靠喝母亲的乳汁长大，要补充各种其他的营养。这些课外书就像是其他的营养一样，你们现在没有人在喝母亲的乳汁了吧，我们都在吃各种水果蔬菜、五谷杂粮。但孩子们还是说，他们需要能帮助学习的书。无奈。”
李学谦说：“成长不光是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还有人格的养成、情感的熏陶、心灵的塑造。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个性上的毛病很多很多，优秀的文学恰恰可以帮助孩子在这些方面成长。而我们的少儿阅读功利性、目的性太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在跟老师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因为现在整个考核体制就是这个样子，老师也没办法，知道读书对孩子是有帮助的，但他们只能让孩子去做题，看教科书。”曹颖说。
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在早期教育中，过于强调认知功能的阅读会破坏孩子的阅读兴趣。而孩子只有从小培养起自主阅读的习惯，才能尽早学会独立思考。李学谦给记者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
“有一年，我的一个朋友接待了一个参加家庭旅游计划的美国孩子，是个六年级的学生，在北京住了4天。我朋友发现，美国孩子4天读了6本书，都是自己带来的书。有一天晚上我这个朋友带着美国孩子去看电影《007大战皇家赌场》，里面有一个金融方面的术语，孩子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就问我朋友，我朋友也没说出来。美国孩子回来就到互联网上查，到了夜里12点，特别兴奋地告诉他说‘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他4天读6本书，跟提出这个问题再自己到网上寻找答案之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是说阅读培养他主动学习的能力，培养他的好奇心。咱们的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可能就马马虎虎放过了。”
阅读推广，公益与利益如何平衡
作家到学校签售图书惹争议
“重视儿童阅读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爱护自己下一代的标志，是有远见的标志。所以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都在抓儿童阅读。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儿童阅读抓得就越好。”
海飞说：“我们国家专门针对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还是不多，尤其是由政府主办的不多，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青少年的阅读推广应该是个国家行为，应该由政府来主导。”他认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连续7年举办“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他建议在全国东西南北中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新华书店或者书城，常年设置百种优秀图书展销、书柜或者专区，供读者选购。
近些年，一些民间的阅读推广机构如红泥巴、小书房、毛虫和蝴蝶、萤火虫读书会、二十一世纪推广人论坛等相当活跃，其中既有公益性的，也有营利性的。徐冬梅就是一位民间阅读推广人，她创建的亲近母语阅读推广活动已经坚持了10年。
目前，出版社为了营销请知名作家做签售的情况很普遍。一些出版社带着作家进入校园，以作报告的名义推销图书，引起社会批评。有出版业内人士指出，有的出版社为了能进入校园，还给学校或老师回扣，滋长不正之风。
徐冬梅说，“我个人认为，作家校园行作为一种儿童阅读推广的方式，在儿童阅读推广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书店把这种形式和签售相结合，并且更多把签售量作为校园行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作家校园行已经变味成一种‘图书销售方式’。儿童阅读推广人、出版人、作家、经销商应该深刻反思，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儿童阅读推广方式？我们可不可以走进校园只跟孩子们交流而不签售？我们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我们怎样珍惜目前的儿童阅读推广的态势？”“无论哪样，我个人认为，民间阅读推广人必须在公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简单说，我认为必须坚持‘义利合一，义字当先’。这是由儿童阅读推广的属性决定的。”
海飞也表示，由出版社去学校推销图书不妥，因为出版社是营利机构。但是如果是纯公益性质的阅读活动，出版社也未必就不能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找一条不要跟作家与出版联系太紧密的推广渠道，如果有第三方来推广这个事情，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比如由权威部门来做，新闻出版总署每年评选推广少儿图书，或者网上发动全民来推荐。”
“当代人文书”缺失之忧
除去少数引进版图书可以给青少年部分呈现当代世界的文化图景外，当下的青少年阅读似乎更多地被交给了各种传统世界名著。名著的滋养固然重要，但“当代人文书”的缺乏，使青少年的阅读呈现出时代的缺憾。
回顾历史，“五四”时期的青少年可以读胡适、鲁迅等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以读林语堂、老舍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读来自苏联的红色经典，乃至于到八九十年代的青少年可以读王小波、三毛，现在的青少年读什么呢？他们要么在读青春言情小说，要么与大人一起读历史通俗读物或惊险探秘的笔记小说。而蕴含人文价值的当代书的缺乏，显现出当代文化原创的贫乏，也隐含着这个时代被文化史遗忘的可能性。
作为西方青年导师的罗素，曾经专门为青年写作了一部探讨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经典《寻找快乐》，他的主张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罗素认为，人的真实生活不在于穿衣吃饭，而在艺术、思想和爱，在于美的创造和冥想以及对于世界的合乎科学的了解。我们当下很多人的热情似乎都在关注物质层面的丰裕，即使是对艺术和思想的追求也是为了实现功利的目的：很多家长让孩子学艺术是为了高考加分，艺术与思想本身的内涵已经被功利化的追求撕裂。
堆叠在市场上的部分青少年人文读物要么与现实脱节，要么写法老套，耳提面命。当代人文缺乏深刻的探究，很多人文精神还没有形成共识就在网络社会的细节批判中被解构。社会的发展把个人的经济命运交给了个人，文化素养的培育也日益成为个人的事情。社会发展累积的财富更多地放在了物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人文修养的缺失是如此的普遍，文化组织与文化群体的社会地位让位于娱乐明星或企业精英，文化人的创作动力由此大为衰减。整个社会对文化的态度深刻影响着青少年这个以学习文化为主的群体的价值取向。
同时，教育思想与社会伦理的断裂加大了青少年的心理冲突。现在的孩子成绩好可以得到一切，被学校和家长保护起来了。这是因“一”项好而得“全”部回报，但社会竞争的规则不会因为你成绩好、毕业名校就给予你全部。做人的教养与做事的能力这一课没在学校与家庭打好基础，终将在社会上显现出更多的冲突。从家庭教育来看，让人更为担心的现实情形是：在物质快速增长的现在，青少年所面临的困惑缺乏指导，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父辈也缺乏真正的人文修养。所以，即使偶有当代的经典佳作面世，父母都可能缺乏甄别的能力。
而肩负教育责任的创作者和出版者同样在疏离着文化责任。青少年阅读的人文含量越来越浅薄。来自于创作者与出版者的价值异化：以欲望满足为诉求，使我们的书籍充斥着大量的拼凑抄写，导向实用、内容趋成人化、庸俗化，形式越来越简单化、娱乐化。现实需要我们为下一代的精神培育积一点文化功德，因为下一代终将成为社会主宰，他们的文化教养关乎文明的质量。
某日读到《黄宗羲全集》中写钱谦益约请黄宗羲为老来读书伙伴，并解决衣食与给予酬金，不禁心向往之。这种贵读书而贱财物的风仪在古人是常有的。《世说新语》中就记录了很多读书人的风流懿范。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文化自觉，其自觉一旦形成，就能挖掘与培育每个时代都潜在存在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从自己做起，为孩子们做点文化表率，为后人积点文化功德，创作和出版对孩子们有人文教化作用的“当代人文书”，是整个社会，尤其是教育者、创作者和出版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