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博会100多年的举办历程中，国人以多种方式注意到或亲身参与这一万国盛会，从中触摸文明变迁，感悟科技进步，收获时代新知。

    将世博会视为“赛奇会”，是国人对早期世博会的认识。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对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还茫然无知，视西方科技为 “奇技淫巧”，将世博会称为 “赛奇会”。1868年，王韬来到巴黎世博会址和伦敦水晶宫，满眼“聚珍赛奇、热闹非凡”之景象。在早期记录中，国人也常将世博会意译为“炫奇会”，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观博是抱着游戏赏玩新奇事物的心态。

    到了1876年，前往美国费城世博会考察的海关文书李圭开始意识到，西人举办世博会的目的并不是要做“仅图悦目者”的“无益之举”，其本意是要“增识见，得实益”，“其着重尤在扩充贸易”。而在1905年比利时列日万国博览会监督、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杨兆軻看来，“调查工艺，鼓舞商情”固然是一方面，但开会之国更为重视的是“兴盛地方”。其实，无论“扩充贸易”，还是“兴盛地方”，都是国人观察世博会视角深入的体现，世博会蕴含的商业效应逐渐为国人所认知。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今天的世博会显然不再着眼于炫奇和商贸扩张，甚至不主要是科技展示，其更大的意义和功能在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表达和传递。 

    事实上，“展示文化”作为世博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国人亦早有深切体会。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中国的表现可谓糟糕至极，乏善可陈。这令亲临会场的张元济大失所望，刺激了他思考“陈设什么”的问题。张元济说：“且赛会不仅为振兴商务已也。若武备，若交通，若教育，凡有关系之物，无不可以与会……西人尝谓吾国无教育。苟能为之，亦可以塞其口中。”

    张元济认为，在世博会上陈设这些“非商品化”展品，可以“展示国家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同时，借中国进步文明之一面来抵制西人对我长期以来形成的负面印象，“使彼国人常有中国政教、工艺素著文明，近更进步……往来于心目之间，则舆论所成，轻重易势，而吾已大收其效。”

    到了1926年，我国机电工业先驱恽震在《费城赛会观感录》中描述说，中国陈列的宗旨之一在于“展示中国近年工业进步，凡著名国产及最近自制工业精品，不必定能销行外国，亦得陈列之”。由此，国人开始抓住了世博会的内核理念，真正将世博会看成塑造形象、展示文化的“舞台”，而不只是营销商品的“集市庙会”。

    然而，何谓“文化”，向来众说纷纭。1915年，在美国奔走国事的冯自由应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社主人之“请”，撰写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在该书序文中，冯氏以下定义式的语气说，“大赛会者，网罗文化之集合体也，亦诱导文化之催进器也。”文化在世博会上得以集中陈示，互相激发。在此语境中，“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进步、民主、科学、富强、人道、正义、开放、自由、艺术、新异的理念。它可能体现在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日常生活、思想文化、科学发明、休闲娱乐等不同的载体中，可以千差万别且彼此毫不搭界，但本质上都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和判断。

    冯自由把世博会视作“文化的盛会”，并不是“革命家”的信口开河，而是为了激励革新与自强。他说：“今世界上最大工事之巴拿马运河告成矣，世界上规模最宏伟之巴拿马大赛会亦开幕矣，一则代表万国之交通，一则代表万国之文化，其影响于世界不言而喻，然而返观吾国之现状，则奚如列国日趋维新，而吾国则日趋复古，加以政局颓污，民权消坠，政治且然，遑论商务……试因巴河及巴赛会之二大事业，而确审他国振兴之由来，吾人犹不猛勇精进，以求根本的革新，则吾信不俟今后再度大赛会之发生，而吾国之地图已易色矣，呜呼！”

    世博会代表“万国之先进文化”，是有识之士细致观察和思考后的发现。百多年来，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为推翻专制、愚昧、落后的“旧中国”而奔走行动，为民族的前途与复兴而奋力拼搏。站在新世纪的征途上，“网罗文化之集合体，诱导文化之催进器”，仍是举办世博会、欣赏世博展演的重要收获，我辈当以此为感召和动力。

    陈占彪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文化研究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