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区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社区建设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社区发展的弱点与不足也显露出来，如社区服务功能还有待改进，在便民、利民方面还有很大欠缺；公民自觉参与意识还很缺乏，社区文化活动也不够丰富，社区资源匮乏，流动人口增多；还有，在社区建设中，民间团体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自愿者义务服务意识还很薄弱，等等。为此，本版编发了三篇社区文化建设的相关文章，意在分析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社区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中，德国和日本的社区文化建设实例，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胡锦涛同志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社会重心下移、“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基本单元的时代，社区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支撑。如何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沟通与交流，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命题。
在差异中寻求认同：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与困境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共同体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群体心理和意识等一系列精神现象的总和。它是社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社区认同的基点。社区文化建设就是凝聚社区共识，积累社区文化，打造和谐精神家园，构筑意义共同体的过程。
城市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沃斯（Wirth，L.）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差异性，城市是由具有社会差异的个人所组成的较大规模、较大密度和永久性的聚落。但又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从内心渴望来看，人们总是会拒绝个体化和社会原子化的过程，而更愿意在那些不断产生归属感、最终产生文化认同的共同体中聚集到一起。在差异中寻求认同，是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困境。对于当前中国的社区建设来说，相对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意义共同体的培育任务更加艰巨，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机制对于日常生活的过度渗透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以利益纽带为主，还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两个突出特点相关：一是日常生活的公共化和人际关系的疏松化；二是古今中外各种社会思潮汇集，人们价值观念高度分化。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所分析的，随着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日常生活公共化和人际关系疏松化。所谓日常生活公共化，是指我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越来越多地由公共设施来承担。这带来两重效应：一方面，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体现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方便的代价是金钱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体验到，利益驱动倾向越来越浓厚，使得家庭、邻里、社区等传统的联系纽带受到侵蚀，因而导致另外一个过程，即人际关系疏松化：人们越来越为赚钱而奔忙，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甚至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淡薄了，人与人之间，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
当今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念开放多元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高度分化。同样一件社会事实，从不同的思潮看来，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不同的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但也给社区文化建设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形成基本的社区文化认同。
当然，当前中国社区文化建设还面临着其他形形色色的困境，如社区参与困境，作为社会主要成员的职业群体的主要生活空间不在社区内，他们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严重不足，社区资源匮乏和整合难度加剧，社区流动人口众多等。
社区文化建设的“中国经验”
与社区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社区的文化建设也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近年来，笔者曾在多个城市开展了社区文化建设的专题调查，发现各地在实践中已经创造出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第一，以党建文化引领社区文化建设。党建文化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今中国社会，古今中外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甚至有些不那么健康的社会思潮也鱼龙混杂、沉渣泛起，这就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导向问题提出了考验。这就需要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以党建文化引领各种其他的文化。党建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注重载体的创新，做到党建文化的服务化；注重形式的创新，做到党建文化的生活化，不是刻板、空洞的说教，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党员、群众提供服务。
第二，通过开掘历史传统创建本土特色。传统与现代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而是一体相联、互为表达、彼此推进的，两者始终应该是相互规定和彼此揭明的。民国初年，陈之凡先生在《剑桥导引》曾感叹：许多许多的历史才能形成一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能形成一点文化。一个社区的历史传统是社区的宝贵资源，也是社区意义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点。社区文化建设中应该智慧地处理二者的关系，积极开掘社区的历史传统，形成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品牌，使其发挥提升社区品位、凝聚社区精神、促进社区认同的载体。
第三，通过打造睦邻文化促进公共交往。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过分的理性化追求使得现代社会正在陷入这样一个深刻的危机：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过度殖民，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扭曲。他为化解这种危机提出的方案是：梳理人们的交往关系，构建交往理性，促使人们按照交往理性的普遍性规范，开展能够有效沟通的交往行动，保证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状态，同时也保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和谐关系，使他们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功能。睦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色，但在现代城市社区中，这种优良传统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荡然无存，门对门的两家人有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不少地方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已开始通过举办“邻居节”等方式打造睦邻文化，这是重建交往理性的有效探索。
第四，通过构建标识系统提炼社区精神。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凝聚文化精神，提炼能够表达意识共同性的标志对于群体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将群体的情感寄托聚集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之上。这就是我们看一个部落总有一个“圣物”，一个国家总有国旗、国徽、国歌，一个企业也会有自己的标志物。这实际上是包涵着一种认同的机制在里面。对于社区认同来说，标识系统同样很重要。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文化建设搞得好的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徽、社旗、社歌，而且都能够在这上面体现本社区的特色，提炼出本社区的精神。
稳定完善的德国社区建设
在当前中国国内社区建设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德国在社区建设方面的某些传统与趋势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与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社区的理解与我国有不同之处，这与两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有关。在中国，社区这一词汇的出现是最近10年的事情，它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街道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具有基层政府管理职能的基层机构及不断出现的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机构及业主委员会等相关联。而在德国，对于社区的理解要宽得多，它所指的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之下的最基层的地方政府组织，包括乡镇、区以及不属区的城市等诸多形态，这种社区既是一级政府，同时又是居民高度自治的自我管理和服务机构。德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保社区高度自治，以此保障社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总体而言，德国社区的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民众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并培养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政治情绪的合理释放。
秩序感与稳定感： 德国社区的主体印象
笔者在德国就学多年，深深体会到德国社区所体现出的秩序感与稳定性。德国社区中居住于养老院的老人们步态都是轻松平缓的，从中似乎感觉不到迈向人生尽头的那种困顿与不安，这种感觉除了人本身的意识之外，更多的来自于其所在社区给他们提供的稳定感，让他们觉得社区可以为他们提供坚实的后盾并让他们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类养老院由劳动者社会福利协会主办，私人投入了大部分资金，政府投入少部分资金，投资者建好房就把它租给了养老院。政府发给老人养老福利金，老人就到这样的养老院交养老金，由养老院向这样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养老院方面只计成本，不赢利，所收费用只够养老院的开支，政府对这样的社会福利事业免税，这就在社区层面上形成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德国是社会健康保险的发源地，虽然社区卫生组织的系统性不强，但由于健康保险的人群覆盖率高，管理措施比较完善，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支撑作用强，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的功能不仅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而且在合理使用卫生资源、满足居民基本健康需求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德国95%以上的居民享受社会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制度规定居民就诊必须先找社区家庭医生，但社区卫生服务的医患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一般不开设门诊，只提供住院服务。全科医生主要以自行开业的形式行医，与医院建立有转诊和其他业务合同关系。健康保险制度对卫生层次的界定，有利于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和合理使用社区卫生资源。
为专门社区人群 服务的机构设置
在笔者当时所居住的社区，每到周末，都有社区组织的跳蚤市场。各家各户拿出需要抛售的家中物品供人挑选，议价出售，社区有几位管理人员维持秩序。这种活动不仅调剂了各家之间物品的有无，而且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难得的彼此交流互动的机会。在德国社区还经常会有各类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同样成为维系社区居民的纽带。此外，各社区还会建设自己的特色网站以服务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平台，在这里经常会公布市政府对市民的回复，并询问居民是否满意，同时还会记录要求市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社区举办文化活动并进行社会救济的建议，并公布安排政府倾听该社区居民意见的会议时间及内容。德国社区往往还会建有综合性的市民服务中心，这是一处数千平方米的办事处，区内居民可以在这里得到全方位、多方面的快捷服务，从护照、身份证、驾驶执照办理和家庭居住地变迁，到公证、办理税卡、缴纳各种费用，直至低收入者特殊待遇的审批及补贴领取，全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站式解决。中心经常向居民发放各类信息册，定期（1至2周一次）请有关专家回答市民的咨询。此外，社区还逐渐推进了医疗信息化过程，这对于德国社区中的众多老年人来说尤为方便快捷。此外，德国社区附近通常还会有诸如阿尔迪和利德、潘尼、普鲁斯、诺尔玛、艾德卡等各类连锁超市进驻，这些超市的商品基本上能够满足当地社区的日用消费，从而少了奔波求购之苦，而且其购物车只要一欧元硬币就可以直接推回家中，也免除了负重之累，当然，有空还回来就可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社区中还有专门为孩子们游玩而兴建的Spielplatz（儿童游乐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社区教育。而在学前教育方面，德国社区的青年服务部、慈善机构把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分派到一些特殊家庭里去工作，每周义务为家庭服务5到10个小时，帮助父母掌握教养孩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社区也会把各个家庭联合起来，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教育孩子的艺术。这些活动激发了社区孩子们的积极性，对于社区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德国的社区组织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向： 首先，社区间的合作不断增强。几个相邻社区为了实现管理效能的最大化，往往合作建立起新的管理联合体或服务共同体，诸如共同解决水资源供应问题和垃圾处理问题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区服务的进一步强化的过程，在这种社区协作的过程中，人们的政治与社会理念得到进一步完善与统一，对于更大层面上的国家来说就有利于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其次，社区公共服务越来越私有化。由于德国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故而社区政府支持私人投资兴建养老院，由社会福利协会管理，社区政府免收税费。
总的说来，社区团体在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以及福利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应的生活、工作、文化等多方面的服务，这些组织起到了沟通政府以及社会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作用，同时也填补了政府力量与居民自身力量所无法覆盖的社会空间。而随着德国社会本身多元性的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的流动性与组成也日趋增强与多元化，故而社区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小政府”的管理思路，将管理职能限制在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之上，比如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各类服务信息等，这些措施都促使社会团体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更大的且更为有效的作用。
通过对德国社区文化建设的探讨，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首先，社区建设必须得到各级政府的有效组织与推动方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其次，社区内部各单位必须齐心协力充分开发社区潜在资源，才能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第三，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直接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第四，在中国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的今天，要做好社区服务，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志愿者队伍。
日本公民文化与社区公共性建设
日本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社区居民具有浓厚的社区意识并且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这不仅得益于日本社区在长期实践中建立的一套成熟完备的治理制度和组织体系，而且与日本社区治理中的公民文化紧密相关。
就公民文化而言，其核心特质是公民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在理性基础上高度参与公共活动，遵守法律和制度。在公民文化的型塑中，教育至关重要。日本自明治维新伊始，便开展现代国民教育，培养国民的理性、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的修养。明治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之一，进行移风易俗，实行教育改革，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和全民教育，并且学习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在国民中培育现代社会的公德观念。战后日本实施的两次教育改革更是将培养具有民主、平等观念以及勇于承担公共责任的现代公民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比如在中学阶段开设公民课，讲授国民的权利、地方自治的构成以及公民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等。其直接的效果是国民的“政治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
具体到社区治理层面，日本社会的公民文化推动了社区公共性的生长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以及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上。
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
日本社区的日常管理以及社区建设活动多半是由社区居民组织的民间团体和自治组织来操作与实施的，充分体现了社区自治、以民为本的理念。日本的社区治理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这种“大社会”的特点体现在日本社会的民间力量成熟、规范，在社区管理和建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通常负责制定规划、提供经费支持以及进行审计监督，具体事项交给民间的社团法人负责，比如管理社区福利事务，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服务。这样做不仅为政府行政部门节省了大量精力，而且能够调动民间力量来完成一些政府难以有效完成的事务。
除了社团法人之外，许多由社区居民构成的自治性组织也参与到社区公益事业中，比如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老人工作委员会，为社区活动提供后勤服务的妇女会，专门负责社区祭筹备工作的祭典委员会。另外，在很多社区中，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社区消防队，当町内发生火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时，民间消防队会积极协助专业消防队开展救灾活动。
在诸多的社区自治组织中，町内会可谓独具特色。在日本，町是构成社区的最小单位，类似于中国的街道。在町的基础上建立的町内会是日本社区中非常重要的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除少量的单身户以及频繁搬迁的家庭之外，町里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加入町内会，并且交纳一定的会费。居民从会员中选举出会长、会计以及小组组长来负责町内会的日常组织和管理。
町内会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社区的公共活动大多数是以町内会为单位举办。町内会不仅负责筹办节庆祭祀，而且经常组织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文体活动，如敬老会、茶道会、棒球赛，为居民提供交流的渠道，促进邻里交往和相互了解，满足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在突发事件以及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方面，町内会担负起对居民进行防灾培训的工作，并且组织居民共同抵御灾害以及负责救灾物资的分配，培养社区居民同舟共济、互帮互助的意识，提高社区的凝聚力。此外，町内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协调社区中老人会、妇女会、中小学生会以及各种文体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之间的关系，为居民提供保健服务，美化社区环境，维护社区设施，预防犯罪。由于町内会兼具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与行政管理组织的双重特性，因此在社区运作以及与政府行政部门的互动中，町内会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
此外，日本民间力量成熟的一个标志是社区志愿者活动的社会化、常规化。家庭主妇、公司职员、在校学生、离退休人员等经常自发地到社区的一些公益组织和社团中做义工，提供义务服务。
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
公共领域是公众进行社会交往、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批评的社会空间。在市民社会形成初期，各类沙龙、咖啡馆、戏院扮演了公共场所的角色。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公共领域逐渐走向成熟、完善。一方面，具有公共责任感、关注公共事务的民众有走出家庭、开展公共交往、表达自己观点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公共政策、理性表达诉求提供了制度化的社会空间。而社区里的公民馆便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居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对话沟通，展现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形成公共舆论和合意性决策。
日本每个大大小小的社区通常都有公民馆。公民馆的建造和修缮费用一般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筹资、捐款以及政府的专项经费。每个公民馆都设有事务管理局来处理馆内的日常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是专职人员外，大部分是社区居民自愿义务兼职的。社区居民只要达到一定的人数（通常是5人以上）就可以申请使用公民馆。当然，居民在使用部分场所时会象征性地交付一些费用（通常非常低），用于场所设施的维护。
公民馆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学习、娱乐、休闲的场所和设施。馆内常设会议室和厨房，社区居民可以在这里聚会、聚餐。老人们可以在馆内下棋、锻炼，家庭主妇们可以在馆内切磋厨艺，孩子们可以在馆内学习。社区居民组织的文艺团体（如合唱团、舞蹈队）也可以在公民馆排练和演出。一些公民馆还推出了免费上网服务，受到了大学生和公司职员的青睐。
公民馆的工作人员开展活动的内容多元而且非常实用，比如为家庭主妇举办幼儿教育、烹饪、插花讲座，为一些爱好绘画、音乐、手工的居民提供培训，为外国居民开设日语学习班，这些活动都是非营利性的。
此外，公民馆会动员和组织当地住户、工厂、公司、学校等各种力量来讨论社区的公共事务，为其参与社区管理提供集会场所，这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
日本公民文化对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培育了社区居民的共同体精神和参与意识，对社区集体活动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在诸多的社区活动中，一年一度的社区祭可谓是一项全民事务，町里的男女老少皆参与其中，公司、学校也全力配合活动的开展。
在社区祭筹备以及正式举办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根据自己的性别、年龄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些平时因工作忙碌而很少往来的男人们会抽出时间到公民馆聚会，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商讨祭祀的细节工作。妇女会的成员们则担负起后勤任务，为参加聚会和祭祀活动的人准备餐食。在祭祀庆典当天，社区居民会穿上节日服装，佩戴象征自己町颜色的彩带，参与社区游行，为自己的町呐喊助威。祭祀庆典通常包含诸多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娱活动。在此期间，由社区中的公司职员、学生、家庭主妇、退休老人组成的各种民间合唱团、舞蹈队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他们对社区的祝福之情。
整个社区祭是一个全民参与、全民联欢的活动。这一共同的社区事业将社区居民组织到一起。居民间的分工协作和沟通，加强了邻里之间的团结，提高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因此，社区祭的每一次举办不仅传承了社区的传统文化，而且整合了社区的人际关系，强化了社区认同。
日本的公民文化注重培养民众的自我治理能力、公民参与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现代国民教育使日本民众具备了这样的理性和能力。在这种公民文化的濡染下，日本社区的公共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居民将自己的整个生活与社区勾连在一起，通过组织各种民间社团、自治性组织以及志愿性活动来参与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形成一种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模式，真正做到民治、民享。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置来构建社区的公共空间，为居民商讨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决策提供渠道，使社区的公共领域向规范化、成熟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表明，这种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着力塑造居民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社区治理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增强了居民之间的沟通和团结，提高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