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企业正面临三大不对等：“家底统计”不对等、政策享受不对等、产业发展与人才储备不对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东、浙江、江西、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在文化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之时，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开始出现三大“不等式”：“家底统计”不对等、政策享受不对等、产业发展与人才储备不对等。

    首先，近两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堪称“轰轰烈烈”，可竞争对手到底有多少、产业规模究竟有多大，却成了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浙江湖州市对本地文化企业的一项统计曾得出三个结果：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市文化产业法人单位为1083家，文化产业增加值13.72亿元；市文广新闻局调研摸底的数据显示，文化企业法人单位为4852家，产业增加值26.93亿元；市县区汇总的统计是全市文化企业1974家，产业增加值15.6亿元。

    这种统计数据上的尴尬在我国多个省份都存在。据广东省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5%的广东，民营文化企业功不可没，可民营企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具体统计数据却没有，只能大略估计。

    业内人士指出，统计数据不对等，固然有一些客观因素，如当前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的认知度还不高，文化类企业经营变数大，难以获取准确信息等，但也暴露出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制度不健全、人为多报或漏报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去年一项全国性调研发现，文化产业数据统计存在很大偏差，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口径标准不一和漏报虚报现象。该院院长范周认为，统计数据是政府实施政策调控的重要抓手，“家底不清”反映出我国亟须提高文化产业界定、分类和统计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同时有必要对文化企业的统计办法进行重新修订，让统计数据能够真实反映产业的发展规模与趋势，从而便于政策引导。

    广州一位文化产业投资分析人士认为，除口径不一外，政府各分管部门作为申报主体时，往往为维护各自利益，有意无意地对数据作不同要求，也是造成数据失真、互相脱节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工业领域曾出现过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对等国民待遇”，正被“复制”到文化产业领域。

    江西省一家从事影视文化产业的民营公司，近几年独立完成多部主旋律电影，获得诸多荣誉，成为当地产业界一大品牌。但据董事长回忆，在他听说不如自己的作品获得省里上百万元奖励后，曾多次去有关部门申请，结果人差点哭了，也没拿到一分钱奖金。

    除奖励不能一视同仁外，补贴同样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曾在去年收购美国国际卫视、把中国文化送到美国千家万户的俏佳人传媒，是一家提供音像、影视、动漫及演艺制作与传播的民营综合类文化企业。公司副总裁孙太泉表示，现在节目走出去最大的瓶颈是译制，虽然国家在译制方面有补助，可申请太难，而且从惯例看，只补国企不补民企，全省几年间只申请到一个项目，且用于国有文化大企业。

    在财税政策上，民营企业也难享“国民待遇”。浙江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财务总监何美飞说：“同是影视文化企业，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直接清单入账，从财务核算到税收都有优惠政策；虽然我们现在的清单入账刚刚被承认，可这是四年多时间艰难沟通的结果。”业内人士透露，包括横店在内的大多数民营影视企业，都在沿用工业企业的财务制度，“这是很不合理的”。

    再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意识到，文化产业界不但需要会唱会跳的文艺人才，更需要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而高端人才的缺乏，与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显得很不合拍。

    以创意人才为例，北京、上海等地统计数据显示，这两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不足1‰；而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所有工作人口总数的12%，伦敦为14%，东京为15%。

    南京大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顾江认为，以民营企业为例，我国文化产业没有出现如民营电器行业中的苏宁、国美这样的“航母”，关键在于缺乏文化产业的“CEO”。另据杭州市调查，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加工环节的人员较多，中高端人才特别是高端创意、营销、策划等专业人才缺乏。

    “我们企业就感觉人才捉襟见肘，就以我这个社长来说，同其他产业的经营者相比就显得逊色许多。”《漫友》杂志社社长金城说。金城等人建议，国家应建立培养文化产业领军人物的机制，如成立类似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文化产业人才高端研究院，设立文化产业专项人才资金，合理规划人才培养格局，加强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