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以及“中国丹霞”成功入选“世遗”名录。消息传来，国人振奋。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广东丹霞山管委会主任黄大维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日后保护和建设的必要成本增加,不排除门票涨价的可能。此番言论引发媒体热议，各地申遗的目的难道就是涨价？新的项目申遗成功后，会不会出现以前曾有的重开发盈利而不重保护的情形？
“天价”申遗成功之后，必然就是门票涨价？
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以往经验，申遗成功之后的景区门票涨价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门票价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等。包括苏州园林、承德避暑山庄、九寨沟、黄山、武当山在内的许多景点门票价格，也都是在成为“世遗”后大幅提高。
据有关专家分析，门票涨价的冲动源于两点：其一，为了申遗，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需要有所回报补偿;其二，成为“世遗”后，需要更细致的保护，保护就需要钱，就得从门票里拿。
各地在申报“世遗”过程中，着实投入了大笔资金，动辄上亿，称之为“天价”亦不为过。
有报道称，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政府9年花费了8亿……动辄几亿的申遗成本在中国诸多地区早已司空见惯。
另有评论指出，据统计，安阳殷墟申遗投入2.3亿元，开平碉楼花了1.36亿元，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花了8亿元。到了2010年，“中国丹霞”申遗价码一路升高，共花了十几个亿。如此巨大的投入，动辄上亿甚至上十亿的前期投入，自然要从日后慕名而来的如织游客身上收回来。
对此，广东丹霞山管委会主任黄大维坦言，丹霞山为了“申遗”,对遗产地进行环境整治,完善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投入了1.2亿元的资金,资金主要靠贷款。
“但决不是因为花了‘血本’就想着对景区门票涨价!”黄大维说,世界遗产地黄山、张家界武陵源、九寨沟,门票都在200元以上,跟丹霞山情况差不多的福建武夷山是150元左右,丹霞山门票最低。“丹霞山门票价格上涨,是对丹霞山资源和品牌价值的档次调整。”
入选“世遗”后需要更细致的保护，也是各地景区涨价的一个理由。
今年7月中旬，平遥古城将门票价格由100元提至125元。参与听证会的代表们认为，目前平遥古城门票价格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符；古城保护投资巨大，需要通过调整门票价格以增加古城的保护资金。其它一些景区涨价时也表示，门票收入难以承担维护景区的相关费用，希望通过提高门票价格增加综合收入，解决经济窘境。
有评论就此质疑，为什么在申报期间可以不惜工本，动辄花多少个亿，申报成功了就没有钱了呢？为什么保护环境可以不讲投入产出，保护世遗就要急于收回前期的投资呢？说到底，地方政府的真意并不是保护，而是将世遗当做摇钱树、聚宝盆，前期的投入是为了申遗成功后丰厚的回报和长期的财源。
有人认为，像中国丹霞是举世无双的、典型的自然博物馆，是民众学习自然科学的课堂。从这点出发，门票价格应该降，最终免票。这并非天方夜谭，国外不少世遗就是不收费的。
“申遗”成功之后的保护难题
有评论指出，丹霞山的急迫，或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国内景区纷纷申遗背后的经济考量、经营考量，这种考量甚至变得愈发赤裸和直接了。对于这些景区及景区背后的地方政府而言，申遗只是序幕，真正的大戏在于嗣后的建设和开发。申遗成功不只是门票涨价的开端，也是景区大兴土木的开始。建设的欲望和资金的缺口同样没有止境，于是，只有不断酝酿涨价。
真正让人担忧的正是这种“建设措施的加大”，或曰“建设性破坏”。很多景区大兴土木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完整性、天然性，甚至可能因为过度开发而使得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价值降低。此前，文化部官员曾批评各地申遗中“重开发、轻保护”，指出确有一些地方申报成功之后热衷于大兴土木搞建设、大张旗鼓搞开发，而对遗产保护急需的管理、规划、抢救、修缮、展示乃至安保工作则漠不关心，甚至掉以轻心。
这种声音并非危言耸听，此前确实发生过景区申遗后为旅游开发而保护不当的例子。坐拥“世界自然遗产”金字招牌的湖南省张家界就曾因“超容开发”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亮“黄牌”警告。而为了“摘黄”，恢复武陵源的自然风貌，张家界当地政府不得不将景区内近34万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除，此举花费数亿元人民币，比当时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
另有评论认为，申遗成功，对很多地方来说，就代表“丑小鸭变白天鹅”，不仅可以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景观档次，更重要的是，可以立刻身价百倍，在各方利益驱使下，恐怕难以保证申遗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真正意义所在。
景区门票“扎堆”涨价 听证会缺乏公正保障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文章称，年初以来，国内多个景区先后涨价：山西平遥古城门票从100元调整至125元；湖北黄鹤楼门票由50元涨至80元；山东三孔景区联票由150元涨至185元；有“七仙女”故乡之称的安徽天柱山景区门票调价正式执行，价格从120元涨至150元。
《人民日报》记者发现，被采访的几个门票涨价的景区，都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履行了“涨价听证会”和“提前半年公布”的规定。但是，即便如此，就能确认景区门票涨价的程序是合理的吗？
“‘逢听必涨’，是否因为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多为当地官员和百姓？听证公正性如何保证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牛立文认为，虽然景区都履行了门票涨价的听证程序，但是具体的操作环节仍缺乏公正的保障。
家住合肥市政务区的张琳是一位标准的“驴友”，她告诉记者，虽然不少景区涨价前都提前向社会公布，但是游客反馈意见的渠道并不是很通畅，有些时候“公示”就变成了走走形式。
“有些景区的‘公示’就是简单贴张告示，这种‘公示’的效果有多大？让人不得不怀疑。”张琳说。
《工人日报》8月8日发表文章称，7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再次强调了规范门票价格的问题。其中规定：“景区门票价格调整要提前半年向社会公布，所有旅游收费均应按规定向社会公示。”
7月上旬，发改委也将“防止门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的文件发出，似乎这些举动也是对于国民党副主席严孝正提出大陆景点门票贵的回应。但紧随其后，平遥古城等景点却“顶风提价”，景区门票价格成为人们近期热议的焦点。
文章作者指出，国内旅游业中存在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现象。景区的开销大多都依赖于通过门票所得的收入，一旦开销增加，提高门票价格便成为了增加景区收入见效最快的办法。迷恋门票收入成中国旅游业通病。
然而，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资源具有与一般经济性资源不同的特殊性，是保护性资源，同时也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应为全体人民享有。作为公共资源，景点门票定价的基础不是依据开发、保护、管理资源的需要，而只能根据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大部分遗产地的门票趋向高额化、市场化，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共性质。
作者呼吁，世界遗产门票涨价，就是改变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的公共性质，将国家和政府对于公共资源的保护责任“合理合法地”转移给公众。是某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侵犯了公众利益——给公众参观世界遗产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设置了高门槛。要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对世界遗产和风景资源进行立法保护。在遗产地和风景区的管理体制和门票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建议政府加强对门票收入使用的监管，确保门票只能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