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提出的文化建设几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文化部负责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作为这一宏大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经历了8年的艰苦创业和拓展，已然形成了贯通全国城乡的庞大有效的服务网络，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眼中，它是让人牵挂的重要文化惠民工程，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
在文化人眼中，它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春风夏雨，是信息时代的新“启蒙运动”；
在受益的基层群众眼中，它是工作和致富的好帮手，闲暇时的好消遣，学电脑、上网、了解天下事的好去处；
在参与工程建设的“共享人”眼中，它则是神圣的使命，无悔的承诺，是平凡琐细和伟大目标交汇成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那是在2001年隆冬的一天，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共享工程）试验系统分设在北京和内蒙古的4个点，分别通过互联网和卫星接收方式，成功接收到了从北京国家图书馆传出的数据。其时，负责策划的业界专家和工作人员都未曾想到，当初为解决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同时为解决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数字资源内容缺项的实际问题而发起的共享工程，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
被整体纳入“十一五”规划、《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被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连续6年被写入中共中央1号文件；成为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文化惠民工程；得到李长春同志持续的关心、关注和支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文化创新工程，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覆盖全国的网络化管理和服务体系，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
如今，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51.76亿元的累计投入下，共享工程覆盖城乡的五级网络服务体系已然建立；包括互联网、卫星、有线（数字）电视等在内的六大数字资源传输渠道基本成型；207个专题资源库的数字文化信息资源达到了海量的92TB（约合2300万册图书或89340个小时的视频节目）；群众服务人次超过6.9亿，且继续按照文化部部长蔡武关于“重心下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初创之时
室外大雪纷飞 室内热情似火
2001年的那个冬天，大家记忆犹新的可能是12月7日那场袭击北京、使道路变成停车场的大雪，但对当年参与共享工程建设的16位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却是那天加班直至深夜、次日早上依然准时返回工作岗位的那种辛苦但快乐着的心情。这些工作人员知道无论是部领导还是馆领导，都和他们一样，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勃发着澎湃的激情，正在倾注心血、精心打造这项需要全面创新的工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每天询问工作进展，每周亲赴现场审看新增加的栏目和内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亮出新思路。这些工作人员还知道自己忙活的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共享”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全新理念，要收集、加工的素材不再仅仅是早已熟悉的书刊报，还有缤纷多彩的舞台文艺表演、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浓缩知识的名家讲座……服务的读者也不仅仅是走进国图大院的人，而是要遍布全国城乡，更何况采用的是在当年算得上新生事物的信息网络传播——既有地上的互联网，又有天上的卫星网。这项工作不仅神圣而且时尚，可以纳入IT业的范畴。试验系统基本成型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率领全体部领导先后两次审查，随后财政部领导张少春也审查通过了共享工程试验系统的整体设计和构想。2001年12月26日，国务院法制办、北京市大运村、北京市北辰小区、河北围场一中分别对试验系统进行了测试，共享工程试验系统研制成功。2002年4月，共享工程正式启动，国家中心设在国家图书馆。2004年3月，共享工程国家中心正式从国图分离出来，组建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
不断注入新内涵 赋予新使命
共享工程与祖国同发展，与时代共进步，启动至今，始终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2005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要求，“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3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共享工程十分关注，多次批示，明确表示，共享工程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改善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的创新工程。刘云山、刘延东和陈至立等领导同志也非常关心支持共享工程发展。近年来，共享工程作为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先后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今年，又被写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充分发挥共享工程网络的作用，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伴随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身的日益壮大，共享工程在未来必将被不断注入新内涵，赋予新使命。
资源之艰
众口难调 资源成了老大难
共享工程网络服务体系的初步建立，大大增强了基层图书馆、文化站点为群众提供数字文化信息服务的能力，本以为一定会受到百姓欢迎，但实际运行中，却经常受到责备和挑剔——共享工程有限的数字资源与群众需求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有没有农业科技方面的片子？”“老乡说想看新一点的电影。”“二人转啥的咋没有啊？”“群众想多了解些法律、维权方面的内容。”“对了，还有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我们这儿需要维吾尔语的资料。”随着共享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基层的各种呼声也纷纷反馈回来。
共享工程建立初期的工作重点在于建设各级中心和服务点，资源建设经费相对不足，资源选取也只能是“就地取材”，多来自于文化部内部的文化艺术资源。你给的人家不需要，人家想要的你又没有，实际应用中，资源在种类、数量、适用性上的局限不断凸显出来。
“一句话，众口难调！农村和城镇的要求不一样，各地的要求不一样，不同年龄段的人要求也不一样。适用于北方的农作物种植讲座，拿到南方就不管用了，而南方人喜欢看的地方戏，拿到北方也不受欢迎。”一位曾负责过共享工程资源建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到汇聚优质资源
缺资源怎么办？想尽办法去找！缺经费怎么办？广开思路，用足政策，同时争取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更强力的财政支持！面对基层的强烈呼声，从2006年起，管理中心每年拿出中央财政拨款的近60%用于资源建设。每年3000万元的资金，相对于各种资源昂贵的版权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自建资源的人力、物力成本更加“高不可攀”，如何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更多更实用的资源，成为管理中心资源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结合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调研，多次赴基层考察共享工程工作，提出要在现有数字资源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适合互联网服务的数字资源，突出建设一批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网络服务资源，加强引导，帮助广大基层群众获取知识和信息，提高修养与品位。
由于共享工程资源建设涉及的内容广泛，类型多样，靠单一模式进行资源整合显然无法满足工程发展的需要。为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积极探索，找出不少新途径。例如行政调拨（将政府享有版权的作品提供给文化共享工程）、社会捐赠（曾得到张岱年、任继愈、冯其庸、启功、王蒙等知名人士及一些企业的捐赠和支持）、社会采购（根据用户需求调研，择优购置公开出版发行的多媒体资源的使用权）、资源征集（向各相关单位征集优秀舞台艺术、讲座、视频等资源）、委托加工（将资源库制作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承担）等。与此同时，各省市分中心自建的100余个优质地方特色资源项目也大大丰富了共享工程的数字资源库存。
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殊需求，从2006年起，国家中心与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密切合作，从共享工程资源库中挑选精品资源，陆续开展了藏语（卫藏、安多、康巴方言）、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的译制工作，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普遍欢迎。
通过几年的努力，截至2010年6月底，共享工程资源总量已达92TB，资源内容包括舞台艺术、讲座、影视、少儿动漫、专题片、多媒体资源库、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八大类别，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要求的100TB容量、5万种电子图书、1.4万部/集视频资源的建设目标。
“如今的共享工程已经不是文化下乡、文艺下乡那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了，而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朝什么方向努力！”管理中心主任张彦博说，“作为文化共享工程的核心，数字资源建设工作今后恐怕还要加大力度，因为要达到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这一目标，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采访中，负责资源建设的管理中心主任助理罗云川重点讲了解决资源版权的问题。据了解，目前共享工程拥有的许多资源都只有5年的权限，而随着工程服务点和服务方式的延伸，一些资源的传播范围和权限还需要再协商。一方面是著作权法与作者版权意识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必须丰富资源、增加总量和提升资源品质，这些仍是摆在“共享人”面前的难题。
构建通途
打破瓶颈 寻找传输新通路
在庞大的数字资源库不断充实的同时，资源传输的问题又涌现出来：以往资源发布和传输的主力平台——共享工程国家中心网站，在工程影响力扩大和资源逐步丰富的背景下，越来越不堪重负，尤其是视频资源访问量的大幅增加，使得网站常常陷入“卡壳”的状态。此外，由于我国“北网通、南电信”的网络“割据”现状，南方电信用户访问置于北方网通环境中的国家中心网站，也一直存在速度缓慢的问题。
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资源的传输问题，他们走过不少弯路：“一开始主要走互联网，也用过卫星，因为资源量太大，网速根本跟不上，于是就用光盘、移动硬盘一批批地往下发，但这样不光成本高，在运输过程中数据还容易遭到损坏。”
针对这个问题，文化部主管领导亲自部署，要求对在浙江省分中心建立共享工程南方镜像站进行可行性论证，并尽快组织实施。2007年，共享工程南方（浙江）镜像站的建成，大大提高了南方22个省级电信用户访问共享工程网站的速度，其中，视频访问能力提升为原来的6倍。这无疑是共享工程在网络传输方式上里程碑式的创新。
与此同时，共享工程又先后成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电子政务外网等的合作伙伴，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在传送资源、实现“村村通”上成功借力，探索出跨部门、跨系统合作共建新模式。“电子政务外网有150兆的带宽，现在，我们向33个省级分中心传资源，用的都是它，下一步政务外网延伸到县以后，对我们传输资源就更有利了”。正是张彦博与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促成了共享工程与政务外网的合作。
各级分中心，家家有本“自己的经”
由于各地网络设施条件千差万别，各类群体获取信息服务的能力、习惯参差不齐，8年来，各省分中心、市支中心也都因地制宜，想尽办法解决资源传输上的难题。
前不久，记者前往陕西省与辽宁省调研，陕西采用的是虚拟专网（VPN），既能提高和改进在广域网上欣赏各种资源的效果，又能切实保护版权。用户只要接入这个虚拟专网，即使不在共享工程的服务点，也能使用其中的数字资源。近年来，陕西又在共享工程的各服务点装上了视频监控系统，安坐在省中心便能查看各个地市服务点的运行、使用状况。
2009年，辽宁省借数字电视改造的契机，用已经覆盖全省98％的“广播电视村村通”网络传输共享工程的信息资源，从而实现了共享工程的进村入户。如今，辽宁的6个涉农县区已经有209万户居民可以通过机顶盒点播共享工程数字频道的节目。在辽宁铁岭采访时，记者在老乡石良扶的家中看到了这个名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频道，只需使用遥控器点击频道主页面上的相应栏目，就能点播自己想看的节目，甚至可以在上面查阅近日全省的农产品的价格信息，阅读当天的《人民日报》和《三国演义》等电子书。
辽宁共享工程进村入户的实践被称为“辽宁模式”，文化部部长蔡武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辽宁模式”的实际效果，并深入实际，及时指导。2009年6月，文化部联合财政部、广电总局在沈阳召开现场会，蔡武部长在会上要求各地要学习借鉴辽宁省经验，因地制宜，广开渠道，快速、全面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使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到村，送进千家万户，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辽宁模式”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此外，卫星传输，移动播放器传输，光盘、移动硬盘传输甚至是最新的三网融合、3G无线上网等技术也纷纷出手，在中西部贫困和互联网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中大显身手。
创新服务
信息化“启蒙运动” 从自家人做起
共享工程的出现，使得一大批电脑、服务器、投影仪等现代信息设备进入了图书馆、文化站，特别是乡村和社区的文化活动室。正是依托共享工程，许多常年无一分购书经费、更无缘于电脑的基层图书馆，建立起设备齐全、条件良好的电子阅览室。有不少农民群众就是在这样的电子阅览室，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电脑”。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称：“2008年与2005年相比，我国县级图书馆馆均计算机拥有量增长了77%，独立网站增长了73%，可以说，共享工程使许多基层图书馆一步跨入计算机和网络时代，创造了基层图书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模式’。”
但有设备，有网络，又有着不断更新的数字资源，是否意味着共享工程已经能够顺利地发挥效用，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事实上，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电脑、图书馆距离普通农民的生活还相当遥远，试想，一个对“网络”“信息”等名词毫无概念的老百姓，又如何理解得了共享工程消除数字鸿沟的宏愿呢？
此外，在基层从事共享工程服务工作的人员大都来自各级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且多为兼职，在时间和资金均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主动服务意识并不强烈。而许多偏远地区的工作人员甚至从未接触过电脑，对资源接收、设备维护等技术活更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因此服务点无人管理、无人使用的现象并不鲜见。
看来，共享工程的信息化“启蒙运动”，还得先从自家人入手。
尽管许多地方的初级“扫盲”工作——设备使用、资源获取方法在建立服务点时就已做过，但为了基层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开展服务，2008年初，管理中心还是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指导处，每年划拨2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经常化的分级培训。现在，培训处的工作已经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
据管理中心培训指导处处长刘刚介绍，仅今年1月至6月，他们就先后举办了7次网络培训，内容涉及设备远程管理、云计算、网页设计制作、进村入户等方面，有近5万人次参加。“网络培训覆盖广、成本低、安排灵活，得到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的欢迎，也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培训方式之一。”
与此同时，面授式的培训、下发自编教材和学习光盘、案例光盘，组织全国性的知识竞赛，也成为共享工程分级培训的重要手段。“我们已经编写了5种教材，县、乡、村各级都已经有了结合实际编写的实用教材，为了方便理解，很多教材还同时配发了操作光盘，基层普遍反映说简明易懂，比较实用。”刘刚说。
移播宝的故事
随着基层工作人员对共享工程意义的深入了解以及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共享工程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大幅提升。
横幅、广告招贴、传单、联系卡……为了让百姓们了解和走近共享工程，基层工作者们可谓绞尽脑汁。云南省更是办起了“农文网培学校”，依托服务点，长期开展电脑、农业科技等各类实用技能的培训，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
由于条件所限，在更多的地方，送资源下乡仍是共享工程服务群众的主要模式。为了让老百姓常常能享受到文化大餐，基层工作人员想了不少办法。最常见的就是在田间地头、露天广场使用投影播放各类专题片和电影，尽管已经是最便利的方法了，但工作人员们仍然需要带着电脑、音箱、投影仪，扛着幕布下乡，十分不便。“乡下的路一般都不好走，颠颠簸簸的，再加上电压常常不稳，容易损伤设备，尤其是电脑，说实话，我们心里都挺怵的。”一位常常下基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过现在有了移播宝，比以前方便多了，我们下乡的积极性高多了！”
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移播宝”，其实是一种移动播放器，比普通硬盘略大，无需电脑便能通过投影仪、电视机直接播放，可存储250G至320G的数字资源。2006年，这种播放器刚上市，就被管理中心的技术人员给“盯”上了。携带便利、操作简单、存储量大、数据随时可更新，不是正好符合送资源下基层的要求吗？很快，管理中心专门定制的40台移播宝就下发到了5个试点省份，“效果特别好，我们马上就进行了全国推广，这个播放器原先是企业作为家用媒体终端研发的，结果没想到在我们这儿派上用场了。”管理中心的一位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1万余台移播宝在县、乡、村广泛开展服务。这批为共享工程专门定制的移播宝，不仅能够记录资源的播放频次、播放时长等信息，还有保护资源不被外泄的身份认证功能，受到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百姓们的一致欢迎。
移播宝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大显身手，走进受灾群众的帐篷，走进群众广场，走进受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转达全国人民对灾区的关怀，宣传地震及自救知识，辅导群众灾后防疫，抚慰心灵，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鼓励群众自强不息进行灾后重建。其实，除日常服务外，每逢国家重大活动和重要节日，共享工程都会举办遍及全国的特色活动，比如“文化共享长征行”“文化共享奥运行”“文化共享世博行”“学双百、读好书、迎世博”和贯穿2009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还有春节系列，比如“双奖好戏送下乡”“乡风文明好戏来”“文化共享幸福花”……
未来之问
走向“十二五”的信息共享
网络构建、资源建设、传输技术、服务模式……在“共享人”8年来的拼搏与奋进中，一个个难题得到破解，然而，想要实现共享工程“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的终极目标，需要突破的壁垒还有不少。
首当其冲的就是基层服务点的运营经费问题。由于目前大部分国家拨款为各级中心、服务点建设的专项经费，只能用于购买设备，配套费用如电费、网费、取暖费等均需各地自掏腰包。于是，在一些经费困难的基层服务点，出现了“铁将军”常年把门的状况。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在检查督导的过程中，督导人员常常痛心不已——68万元的设备配下去，没人、没地方，只好堆在仓库里；个别村里，共享工程的电脑被直接搬到了村支书家。一位熟悉基层状况的老专家对此也是痛心疾首：“电子设备本来就有使用年限，现在不通电、不使用，没几天就坏掉了，这不是让国家白花钱嘛！”
因此，为共享工程申请运行经费，建立长效机制，是管理中心此次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另外，共享工程的整体组织管理、基层队伍的建设、服务点的效益发挥包括工程理论研究和工作规划等，也都是共享工程下一步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共享工程的未来发展，有专家建议，应把提升公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信息能力纳入视野。“缩小数字鸿沟、以信息化消除贫困化，最重要的是具有信息能力。提升信息能力，仅有数字资源的被动欣赏还不够，信息的主动获取更为重要。主动获取的前提，是具有基本的计算机和网络使用能力。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共享工程应探索资源提供和信息能力普及相结合的途径与方式”。
据了解，这一目标也正是共享工程制定 “十二五”规划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今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在2010年文化共享工程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要求，要抓紧完成“十一五”建设任务，总结经验，为“十二五”发展谋篇布局。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待审批的共享工程“十二五”规划提出：共享工程将通过进一步加强工程管理体系建设，建设高水平的工作队伍，继续对管理型、技术型、应用型人才进行系统培训，并建立工程长效保障机制等手段，实现共享工程由单一、单向、分散向立体、互动、融合方向发展，努力将文化共享工程建成资源优质丰富、技术先进实用、传播高效互动、服务便捷贴近、管理科学规范、体系完整可控的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体系，使共享工程早日成为基层群众的信息中心、学习中心和数字文化中心，成为网上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青少年喜爱的网上家园，成为受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欢迎的网络培训学校。
让我们共同期待，共享理念深入人心，共享之花绚烂多姿、遍布祖国城乡！
有这样一支队伍——“共享人”群像速描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并非军人，却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并非教师，却承担着弘扬文明、传播知识的重任；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并非法官，却行使着推动信息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责。
他们是谁？他们正是共享工程的建设者，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共享人”。
共享工程，这个历史上、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文化工程，其面向地域之广、整体规模之大、惠及百姓之多以及文化资源之包罗万象，不能不让任何一个知情者感到深深的震撼。而震撼之后，即是深深的感动——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不计报酬、不辞劳苦、不逐名利地去完成一件事情，心甘情愿地成为社会前行的一块基石。而“共享人”却做到了。
付出再多，也值
由于共享工程在全国均有分布，共享工程管理中心的同志们需要经常出差，而最需要协助的点往往是在最偏远难行的地方。胡晓峰是管理中心招收的第一个大学生，学计算机的他一直负责对基层的技术支持。由于工作努力，他曾荣获过第十四届群星奖服务奖。2007年到内蒙古出差时，胡晓峰不幸遭遇车祸，在医院整整昏迷一个月，几乎成为植物人，经过一年的康复治疗才重回工作岗位。“其实这些事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原来，车祸留给胡晓峰的，除了眼睛旁的一块疤，还有失忆。
辽宁省通过数字机顶盒使共享工程直接入户，方便了万千百姓，却苦了省图书馆的同志们——一批从未接触过电视编导的人，愣是边干边学，到处找资源，支撑起一个全天播放的电视频道来。为了这个频道，兼任共享工程省分中心负责人的“美女”馆长王筱雯，休了两个月的产假即来上班。从方案拍板到正式开播，一共只有3个月的时间，这不仅让省分中心的许多工作人员黑夜白天地连轴转，更让忙于制定节目框架、与各相关部门沟通的王筱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一次实在太忙了，连着一个多星期都没回家，结果回去孩子都不认识我了。”王筱雯说着，眼眶似乎有点湿润。像不少年轻父母那样，她将女儿的照片设成手机屏保，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目光温存。
不当官的“图书馆叔叔”
在陕西省最西北部的定边县，记者见到了被人们称作“赵定边”的定边图书馆馆长赵泉清。这个曾经数次被县委选定提拔的“能人”，因为对图书馆的热爱，始终未曾离开馆长的位置，“娃娃们都叫我图书馆叔叔，美得很哩”。如今，定边图书馆规规整整的3层小楼，也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手建起的——1988年至2003年的15年间，这家图书馆曾因无基础设施而名存实亡。
这些年，具备资源优势的定边富了起来，可人们的腰包鼓了，文化却依然贫乏。用赵泉清的话说，“有钱都不知咋个享受”。
2006年，他首次听说省分中心要在陕西确立6个共享工程试点县的消息，便积极申请，获得成功，图书馆添了70台电脑，还连上了网络，对“赵定边”来说真是如虎添翼。如今，赵泉清整天忙着挨个请各乡的乡干部和中小学师生来此培训，开展活动。1966年出生的他称自己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工作，因为9年后就要“退居二线”了。“到时一刀切，真舍不得啊，还有那么多事要干。”望着手中新定边图书馆美丽的规划图，赵泉清不甘心地说。
郝馆长的电脑培训班
距离定边5小时车程的延川县图书馆，“蜗居”在一栋4层办公楼中的最底层。不到300平方米的屋子，一半用作书库，一半用作阅览室，全馆仅有的3万册藏书，还是从兄弟图书馆里讨来的。这些都是延川县首任图书馆馆长郝战胜一点点争取来的。尽管办馆条件艰苦，但郝战胜有自己的“杀手锏”——位于办公楼2层的电子阅览室，还有4层新竣工的多媒体放映室。
共享工程配备的60台崭新的液晶电脑，对于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电脑略懂一二的郝战胜也成了县城里的“电脑专家”。“去年上面要求税务局统一使用电脑联网管理，可把他们难住了，最后还是我给他们搞的电脑培训，就在多媒体室，边操作边投影，下面跟着学，效果特别好”。今年以来，郝战胜已经免费办了3期电脑普及培训班，请不起教师，他就自己边学习，边授课。高考前夕，他帮助学生们在共享工程的资源库里下载参考试题，还给付不起打印费的学生打印试卷，“总共几百份吧，搭进去点钱，只要娃儿们能考上，值了！”郝战胜说，下一步，他打算带着刚从县电视台调来的小伙子，将延川丰富的民俗文化拍成专题片，为延川的文化弘扬和传承做些事情。
后记：
如今，全国各地已有68万名专兼职工作人员，在文化资源共享的旗帜下服务于亿万人民群众。
这其中，为自建资源加班加点，为送设备、送资源下乡不怕日晒雨淋，不计酬劳，甚至贴上工资服务农民的大有人在。其实，除了加大工作量，共享工程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但仍然有大批热心人投身共享工程，他们中有专职的共享工程工作人员，有干了一辈子的老图书馆人，也有大学生村官，乃至刚刚学会使用电脑的老乡……他们或许并不相识，但都为着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奋斗着，这就是我们可亲可爱又可敬的“共享人”。
看他们如何消除数字鸿沟——信息资源共享的国际案例
从国际范围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出现了许多政府主导的、以缩小数字鸿沟、通过信息化消除贫困化为目标的公益性项目。如美国的“社区科技中心计划”、英国的“学习资料数字化和学习型社区网络”项目、印度的“村村通网”“墙上之窗”项目等。这些项目和我国的“共享工程”有类似之处，但国外的类似项目一般是在某个局部地区实施，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共享工程这样的规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主导的力度有共享工程这么大。此外，国外的类似项目重点解决的是联网计算机接入问题，也更强调提升公众的信息能力，即计算机和网络的操作能力，而非数字资源建设和传送问题。
美国：“科技机遇计划”和“社区科技中心计划”
由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主导实施的“科技机遇计划（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从1994年开始，到2004年结束。10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资助2.3亿美元，直接带动了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3.1亿美元，在全美50个州以及波多黎各、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共资助了610个项目。资助项目包括信仰和社区、健康、文化艺术等，其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医疗水平、改善农村生活质量是重点。
美国另一项类似的项目是1999年至2005年美国教育部主导的“社区科技中心计划（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 Program） ”。该计划在美国连接协会的协助下在全美实施，6年间共为学校和社区组织的约500个项目提供了超过1.7亿美元的资助，使人们在教育机构和其他公共组织有了更多的使用电脑及网络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接受教育、接触新技术创造了条件。
英国：“学习资料数字化和学习型社区网络”与“文化在线”
“学习资料数字化和学习型社区网络（Digitisation for Learning Materials and the Community Grids for Learning）”项目于2000年2月启动，重点是帮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成年人和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区。该项目希望通过创造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网上知识和信息的学习机会，来鼓励人们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终身学习。基金会拨出超过520万英镑（约728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与内容设计、员工培训与工资、市场推广等，先后支持的子项目有49个。
“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是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DCMS） 2003年10月启动的一项计划，目的是利用数字技术形成创新性项目，促进对国家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由政府联合其他文化组织和私营部门（包括广播公司、教育行业、研究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的组织）共同实施。计划容纳的项目文化特色明显，互动性与参与性强。其中比较典型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项目如：“我的艺术空间”——参观博物馆和画廊的游客通过手机“收集”文化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一个可以讲故事、听故事的网站；“铭记二战”——为参加二战的老兵提供信息技能培训和计算机接入，以协助他们参与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印度：“村村通网”工程、“数字农村”工程和“墙上之窗”项目
“村村通网（wired villages）”是印度政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地区实施的一项试点工程，内容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为农民提供关于气象和农作物动态的准确及时的信息，以期稳定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保证全国农产品价格的平稳。该工程的远期目标是国家准备在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农作物收成预测信息中心。
“数字农村（Digital Village）”工程是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由“亚洲媒体实验室”推出的包含一系列项目的服务于农村的信息化工程。该工程的理念是以甘地的理想为蓝图，通过新技术和本土文化的结合，营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该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为农村的信息交流提供工具。
1999年，NIIT首席计算机专家舒嘎塔·麦塔（Sugata Mitra）博士尝试把联网计算机放置在开放的公共场所，搭建起“墙上之窗”，大受欢迎。后来NIIT专门成立了“墙上之窗教育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和一些公益性组织合作，利用“墙上之窗”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教育、培训、软件解决方案等。
南非：“数字之门”项目
南非科技部于2002年设立的“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项目，由南非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下属的Merka机构具体实施。该项目是受印度的“墙上之窗”启发而开展的，重点放在面向儿童的计算机应用、普及。具体做法是：给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基层社区提供类似街头电话亭的多媒体信息终端（每台终端配有显示器、键盘和鼠标，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并有卫星接收和GPRS系统）；每台终端既是一个信息资源库，又是一个计算机使用的实践场所。通过这种多媒体终端，农村和贫困社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使用计算机，并通过计算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信息能力，通过GPRS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