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迫在眉睫

来源: 中国文化报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文化建设和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讲话,提出“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不断提高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看到,文化发展已经上升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全面构建中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具有经济战略的同时,从全局出发为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谋篇布局,从长远着眼形成文化长期发展的决策,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极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迫在眉睫。

    研究“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首先要深入思考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战略,把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目标是增强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打造高端文化和时代经典,打造国家文化形象,形成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地位;第二,要深入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从国民素质提升、国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第三,要全面研究中国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建设问题,以文化产业为重点,发掘文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性产业的实践中,增强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参考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将文化作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提升到战略高度,确立“文化战略”。英国制定“艺术发展战略”,并率先在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创意产业发展。日本在经历 “军事立国”“经济立国”等发展阶段后,提出“文化立国”目标。美国围绕国力是否衰败及未来发展展开讨论,提出“软实力”概念,提出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考虑运用能够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即软实力,并在影视等文化产业发展中突出宣传和传播国家意识、国家精神。显然,文化战略在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但以文化为核心和基础的原创力不足,文化传播和产业发展受限。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但存在商业化与平面化倾向。显然,当传统节日主要停留在享受美食和购物消费的“黄金周”意义上、城市建设中对传统建筑大加改造拆解、新建筑缺少内涵、文化节目中低俗风气仍占有一定的市场时,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国民精神和国民素质、民族的文化精华和国家文化形象都亟待提升、发展和加强,就此应进一步加强关于文化引导、文化服务和文化影响的研究与实践,在文化战略的层面谋划全局,深化发展。这一举动的意义不只在于发挥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辐射力和创新力,更在于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这一主动权不只为抵御国外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冲击,更在于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风俗传统等文化积累发展而成的现实要素,保护文化传承的根脉。因此,必须加强全面系统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深入把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既着眼于高端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建设,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又面向公众文化需求,完善文化服务和引导体系,同时真正通过产业化发展,贯通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的作用,“形成改革的合力,赢得发展的先机”。

    具体而言,研究构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从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进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思考。这是总揽文化发展全局的制高点,也是提升文化实力、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深入把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研究构建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铸造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经典,打造国家文化形象。

    应该说,核心的意识形态将关系到文化的凝聚力,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经典体现文化的发展高度,国家文化形象直接关系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基本认知并直接对具体领域产生影响。

    具体以国家文化形象为例。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闻,正式启动国家形象系列宣传工程,并将于国庆节在全世界媒体上播出,宣传“中国形象”。事实上,国家文化形象的缺失,将导致国际交流中的认识偏差,影响价值观传播、文化影响和综合国力竞争。上世纪80年代,日本努力树立“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国家形象,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各方协调、民间呼应”的公关战略。据报道,2009年,日本政府为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拨款68亿日元,打造国际一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通过“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日本”“减少世人对日本的误读”等节目开展“国家攻关”,并借助这个平台,向世界传递日本政府的声音。同样,韩国也有“国家形象委员会”,对国家形象进行设计、宣传和追踪调查。该委员会由总理直接负责,委员由经济、教育、外交、文化等部门长官组成,还有来自不同行业的10名民间委员参与。委员会下设专门的实务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当然,在国家形象塑造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最突出的还属美国,无论是好莱坞大片还是本届世博会美国馆的展示,均努力向全球提供美国式思维和文化。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影片产量的7%,但却占领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视觉奇观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形象的定位往往经过了严谨深入的研究,但在战略规划部署下,文化形象本身包括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流行文化、经过成功的产业运作,往往有更广、更深入的传播效力和影响。这也体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积极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国民素质。如果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最大的展品是我国的文化品牌,那么与之相关的国民素质显然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和维护国家、民族的文化主权,更要着眼国民素质、国民精神的提升。因此,既要扩大接触文化的机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不能放弃经典的、精英的文化艺术追求和品质;既要发展具有弹性的公共管理,也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服务的同时发挥引导作用。要以高雅的文化、高尚的追求、高层次的国民素质塑造和影响公众,提升国民素养、国民精神。

    三、以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文化产品是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仅关系经济效益,而且关系文化主权,关系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因为文化产品接受面广、大众参与度高,更具有文化传播和影响作用。从根本上看,如果不大力发展具有本国文化内核的文化产品,市场会为外国文化产品占据;如果不积极发掘整合文化资源,外国文化资本也会涌入并谋求资源整合,而且将输入其文化价值观,发挥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的影响力。所以,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关系到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关系到文化主权。事实上,我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存在着逆差,促进文化产业振兴发展,意义重大。

    同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着力点。对此需要着重研究创意、加工、营销的产业链的构建。从国情出发,我国的文化产业不仅包含传媒出版等城市创意产业,还包括通过设计创意实现提升和发展的设计产业,以及蕴藏于广袤乡村、9亿农村人口中的农村手工文化产业。当前,就设计产业而言,“中国设计”的战略和品牌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设计数据信息统计与发布、国家层面的设计教育、设计产业决策与咨询等宏观战略和机制有待完善,加强前瞻引导和全局规划,发挥文化、创意和科技的产业带动作用,极具紧迫性。

    以农村手工文化产业发展为例,一方面,这一产业形态具有就地取材、就地加工、量材为用、能耗低、污染少、附加值高、收益多的特点,作为特色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具有可持续发展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文化传统资源的再开发和再利用,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既具有文化产业的性质,也作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新型产业价值。

    总体上说,文化需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互动中发挥效力,因此要从全局出发把握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精神、国家文化形象的高度,从国民素质的广度和深度,从产业发展、文化传播的现实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不断提高和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就此,应进一步打造标志性的“中华文化形象”,统筹开展政府、专家、民众共同参与的国家形象设计、宣传和追踪调查活动,塑造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并有利于交流和发展的“中华文化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精神”;应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开展专项调研,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国民素质;应进一步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格局,以设计、创意和技术为核心,发展设计产业、城市创意产业和农村文化产业,全面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应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以高端文化产品为载体,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应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与传播,加大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加强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传播,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真正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牌,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总之,从文化大国发展为文化强国,需从战略意义上全面、深入、长远地进行规划和部署,真正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潘鲁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院长、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