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400余位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苏州图书馆作了场一——“学历史 明四合”的讲座
与阎崇年分享历史的智慧
“这些情感交流给了我支持”
记者：上央视开讲座的缘起很偶然，这项工作对您的研究有影响吗？
阎崇年：影响在两方面。先说情感上的，那么多观众通过来信、打电话、网络与我交流，给了我心理与情感上的很大支持。有一位90岁的成都老人，不仅收看我的每一期节目，在今年夏天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写信鼓励我，这让我很感动。在学术上，很多观众提出了不少有分量的问题，为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譬如珍妃娘家后人提供了他们的家谱；当年为光绪皇帝治病的御医后代也拿出了很多珍贵的材料；没有与观众的交流沟通，我不可能获得这些有价值的帮助。
记者：有那么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喜欢您的讲座，这是否因为大家厌倦了“戏说”，对历史真相抱有一种“饥渴”？
阎崇年：虽然过去也有专家在历史普及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是由于没有系列，不成体系，作用似乎不大。我在2004年《百家讲坛》开始一口气讲了38讲，从时间和规模上让观众有了系统了解的可能。对我来说，观众的需求是第一位的，“饥渴”点在哪儿？热点焦点疑点在哪儿？我在准备讲稿时都得考虑到。比如顺治三大谜案——孝庄太后下嫁、顺治皇帝出家、顺治与董鄂妃，我就把它概括成五大关系，纵向横向进行分析，不是单纯地讲故事，上升到讲历史。
“我的历史观就是要敬畏历史”
记者：您多次提到“敬畏历史”这个观点。这当然首先要求人们不能遗忘历史回避历史，那么您如何评价最近的“上海教科书事件”？
阎崇年：教科书的编写当然应该与时俱进。历史教科书必须改，不改不成。原来的书本确实存在一些弊病：只重逻辑，无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求知需求，很多提法受某些文化氛围的影响太深；农民战争分量太重，世界文明史则太轻。上海历史教科书这事儿我在报上看见了，因为没有看到教科书，不好细说。不过比尔·盖茨进了教科书恐怕不妥，写了他，那这本历史书的下限在哪里？其他同时代的重要人物要不要写？
记者：为了研究袁崇焕这个人物，听说您从他的家乡东莞开始，沿着他在广西、福建做文官，在辽宁兴城、锦州从戎的路线几乎跑了个遍？
阎崇年：我经常对很多学生说，学习历史要抱着一种心态——苦在其中，乐在其后。就像农民种地，耕作时很辛苦收获时心情很好。我研究袁崇焕时，不到现场，不面对那些山川、形胜、河流、道里、民俗这些鲜活的东西，我就很难接近当时的历史真相，有时，我真觉得那些悲壮的战争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做了50年的研究，出来晒晒太阳总可以吧”
记者：对于学者走出书房上电视，好像人们的看法有不同？
阎崇年：是有人觉得“在屋子里做学问的学者跑到电视上讲课”这事儿不对，我说这是一种误解。
学者分好几种类型，有专门在屋里做学问的研究型学者，也有出门讲学问的教授型学者。我专业学习历史整整50年了，基本上没有停顿过，各种政治运动、“文革”中的下放、下海经商风潮等等对我都没啥影响。而且我个人觉得做学问要明白有进有出这个道理，我做研究50年，2004年出来讲了一年，2005年继续回书房研究，今年又讲了一些。我这样出来晒晒太阳总可以吧！为什么我到北大讲课就没人说啥，到电视台开讲座就有议论呢？
记者：不过，您上了电视后，书变成了畅销书，出版社也因此复苏，电视栏目收视率提高，您个人也有了更高的知名度，这一切市场带来的变化，您如何评价？
阎崇年：我有一本《袁崇焕研究论集》，印的最少，只有200册。而《正说清朝十二帝》到现在已经印了40多万册，这还不包括台湾地区的数字，在台湾这本书曾经是排行榜第一。我觉得做学问是为了文化与知识的传承，今天这个局面达到了上述目的。从电视台来说，观众数以千万计。央视告诉我，收看一次讲座的观众大约有5700万，凡听课者数以亿计，这么多人能接受当然令我高兴。我的讲座有三个追求，科学性、教育性、大众性三者兼顾。我借电视这个大平台来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件好事。我做得晚做得少了，至于今后还做不做，那是以后的安排。
在图书馆2个多小时的讲座中，阎崇年先生就他研究历史总结而出的“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与观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当一位年长听众为他的《明亡清兴六十年》第15页上的一个差错做“勘误”时，他“不是书印错，是我写错了”的回答赢来了满堂响亮的掌声。
在排着长队请阎先生签名的一百多位读者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年轻人。这位苏大一年级的蒋同学是这样评价她的收获：“《百家讲坛》一开播我就收看，当时就喜欢阎崇年先生的讲座。而且我觉得阎先生讲‘十二帝’时从顺治那一期开始越讲越好。今天在现场听他的讲座，觉得跟电视上学术味较浓的风格不太一样，他今天阐发的更多一些，更轻松亲切些。”
媒体：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