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放
“有一句古话，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把这本书看做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学说。其实，《论语》的思想用两个字来简洁地说，就是‘做人’。它是中国人的圣经，是中国寻常百姓学习如何做人的根源。 ”在作了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后，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先生与记者谈起《论语》来，仍然毫无倦意。也许是因为这部书本身的魅力吧。或者，是因为回到故乡的缘故？
清华教授钱逊苏州讲《论语》
本报讯（记者刘放）昨天下午，应邀在本报与苏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名家大讲堂”上作讲座的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先生，对近年的热门著作《论语》进行了有新意的诠释。他认为，《论语》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政治学说，而是奉劝人们修身为本的儒家经典。
年近八旬的钱老先生，坚持站着演讲两个半小时，是近年来“名家大讲堂”上时间最长的一次讲座。但他毫不疲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条清理晰。他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第三子，祖籍无锡，但他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苏州读的，在苏州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钱先生分析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句话最好地概括了《论语》的思想核心，也可以说，全部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每一个人的自觉。
他讲座的思路围绕“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这条主线进行。他认为：为政以德，只靠法律不能解决思想问题，道德则可以；治国手段不是强制，而在于教化，因此为政和教育要紧密关联，教育是治国的基础和手段。而这一切，关键的又在于人以修身为本。
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成为理想的人（即君子）？就“正己”这一主题，钱先生从“君子的目标——修己以安百姓；君子的形象——文质彬彬；君子的修身——为己、由己、求诸己”进行了精彩的讲解。他指出，一是如何处理好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要“志于道”。人要立志于追求仁道，而不是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这是中国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这实际上也是人生价值的问题。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不可能离开与他人的关系。那我们应当怎样来处理这个关系呢?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体的一部分，树立了“修己以安百姓”的目标，也才能追求精神上的不朽。他用具体的事例论证观点，读者报以赞同的掌声。
面对读者的提问，他说《论语》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学了要用，要改变自己。他认为各人读经典的体会完全可以大不相同，大家可以对各家的观点抱着存疑的态度，包括对他的观点，各人可从原著中寻找自己的理解。这样，学《论语》才会有真正的收获，指导自己的修身。
他通过自己的系统研究，认为《论语》是教人怎么做人的书。而做人的学问是很大的，钻研这门学问也是没有止境的，是俗话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
在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钱逊先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第三子，在百度等的介绍中，都说是无锡人。其实，无锡只是他的祖籍，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苏州度过的，人生最珍贵的童年记忆，也都是关于苏州的。
据他介绍，他读的小学是当时的育英女中的附小，初中则是在崇范中学（现三中）读的，高中从苏高中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他与他哥哥读书时，功课都很好，没怎么用功就是班上的第一名。当然，那时的功课的确没有现在重，大家互相攀比的气氛也不及现在浓。那时得第一名，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钱先生自从考进清华园，就一辈子没有出来，先做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记者提到他父亲，问他是否在研究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上有了些建树。他坦然地说，他研究不了父亲的学问。父亲是与陈寅恪同辈分的学人，他们私人间也是很好的朋友。而由于多种历史的原因，钱逊自己就读和研究的方向，早年是马列理论，研究了整整二十八年，一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他才改行研究国学；所以，就自己的底子，他感觉自己无从研究父亲的学问。
问他为什么一直站着讲课，是不是因为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才这样恭敬？他说，站着讲课是他的习惯。他的老师也是这样给他讲课的，哪怕只有几个学生，哪怕老师的身体不好，也要歪斜地倚着讲台，坚持站着讲课，所以，他一生讲课也都是站着讲的。
做人是一切的根本
人为什么而活着？除了衣食饱暖，人都会有更高的需求，都要追问：我一生忙碌奔波究竟为了什么？钱先生说，孔子对弟子第一条要求就是：志于道。道，是指为人的大道，就是立志做好人，这也可以说是孔子对人生全部的要求。
钱先生认为，当代人总是在心里盯着别人如何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忘记了首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首先在做人的大道上是无可挑剔的，做人是一切的根本；这样的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职业环境里，都会如鱼得水。孔子著名的弟子之一子路向老师求教，问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孔子送了他三句话：“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身为君子，修身养性不只为自己，而且使别人也能够得到安乐，更进一步还要使百姓都能够过得好。所谓‘仁道’即是如此，这是古代对帝王治国的要求，他身为君主，除了自己要成为君子，还必须为天下谋幸福。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其实是这样的修养。“仁道”一直被看做儒家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它也是儒家的社会理想，众生和谐共处，所有百姓都能由此过得幸福。
他说，譬如有些人，总为自己的不得志而耿耿于怀。但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呢？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得志”的能力呢？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你自己牢骚满腹，首先就是自己做人有了问题。自己不得志，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埋怨人家，就是自己做人没有做好。学做人的学问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不是英雄也可能见义勇为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被教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舍生取义，这些小学生耳熟能详的话语，仿佛是遥远的壮士之举，前贤是怎样的标准？比如说见义勇为，是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选择了退缩？钱先生说“见义勇为”一词出于《论语》，原句是“见义不为无勇也，”是说见到应该做的事不做，那就是一个胆小鬼。并没有说一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人。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遇到事情都要面对选择：做还是不做；这其间就分出了差别。一种是应该做的我就做，不应该做的我不做；一种是这件事对我有利我就做，对我没好处我就不做。
“该不该做”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可以成为一切行为的标准，也是一种见义勇为。不是英雄，也可能见义勇为的。没有谁生来是英雄。只是遇到关键时刻，才有了舍生取义之举，成为人们久久不忘的英雄。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论语》
同是研究《论语》的学者，就先前在《百家讲坛》大红大紫的女教授于丹，记者也问了钱先生的看法。满以为他会选择回避，但没有，他真诚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说，有些学者讲《论语》，讲的并不是它的思想，而是通过自己的阅历、积累，延伸了《论语》，形成了独有的看法和理解。于丹就是这样的讲法。但她的这种讲学特点，读者爱听，出的书读者爱看，那就有存在的价值。《论语》是一本经典大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论语》，即便于丹的某些理解不一定正确，那也是很正常的。
摘自《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