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起筷子，就接到采访任务的电话。夜班上到凌晨，已是浑身酸痛，本想回去睡个好觉，可躺在床上却已睡意全无睁眼到天亮。白天开了一天会，交稿后终于松了口气，可夜里做梦却被“稿件出错”给惊醒。

    这些对新闻记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使这一人群的健康大打折扣。

    西方心理学家将当代人的工作紧张程度划分为10级(级数越大越紧张)，新闻记者与飞机驾驶员、领航员并列第三，为7.15级，仅次于8.13级的矿工和7.17级的警卫人员。

    在中国第11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法治周末》发起媒体人身心健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20份。

    接受本次调查的编辑记者有1年至5年工作经验的占六成(60.8%)，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了近四成(39.2%)。其中，60.8%从事报纸类工作(日报占40%，周报占20.8%)；16.7%就职于广电媒体，18.3%就职于期刊杂志，4.2%就职于网络。

    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压力大，近八成(77.5%)的受访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工作压力大健康严重透支

    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国内最大的体检机构对传媒从业者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从该体检集团200万份体检电子档案中抽调出媒体从业者的体检数据，分析发现，23640名媒体从业体检者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比国内百万受检者73.1%的亚健康检出率高出25个百分点，媒体界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

    该报告称，传媒人将比普通人群提前10年进入亚健康状态，这除了与超长时间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育锻炼过少、膳食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有关外，身心压力过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法治周末》本次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回答“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压力吗”这一问题时，选择“压力大”、“压力过大”、“压力特别大”3项的受访者超过了九成(93%)，仅有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压力。

    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近八成的人会出现颈椎疼痛症状，近四成的人会出现腰疼，四分之一的人出现内分泌失调，另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经常感冒，出现其他症状的占7.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八成的受访者处于焦虑状态。受访者普遍呈现出焦虑、容易烦躁、疲惫、全身乏力；三成的受访者会因此头晕头疼，近三成的受访者还会出现全身酸痛的状况。

    与健康状况相对应的是严重的透支健康行为。

    《法治周末》调查结果显示，周末可以正常休假的受访者只占12.5%，另有47.5%的受访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变数，还有40%的受访者周末经常不能正常休假。即使是“五一”、“十一”、“春节”等长假，也仍有24%的记者不能正常休假。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47.5%)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或超过10小时。近一半的受访者睡眠质量较差，近八成的人视力很不好。

    记者多数不能准时睡觉起床、一日三餐经常不能准时、经常加班的比例极高。每天使用电脑时间超过4个小时，有的甚至更长。一部分记者吸烟较多。

    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和超负荷工作，多数记者在吃身体的“老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足够重视，缺乏锻炼身体、加强保健的意识和时间。

    在《法治周末》本次调查中，虽然有61%的受访者表示会安排时间锻炼，但能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受访者仅占16.5%，更多的人选择了每月一次(32.9%)。

    39%不安排时间锻炼的受访者，在回答“您不抽时间锻炼的原因是什么”时，超过一半的人(53%)把不锻炼的原因归结为“没时间”。

    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法治周末》本次调查显示，虽然80%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尊重，但却有超过九成受访者还是会在工作中感到压抑。其中，近七成受访者偶尔会遇到，经常会遇到的则超过了三成。

    这些“压抑的事情”多为“看到太多阴暗面”，另外，43.5%的人选择“采访被踢皮球”，39.3%的人选择“稿子被毙掉”。

    “中国处于特定的社会时期，记者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维权服务处的贾贺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处理记者维权等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听到记者谈到职业压力的问题。

    “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不同心理素质的记者面临的职业压力不尽相同。”贾贺说。采访环境恶劣、待遇有待提高、职称评定竞争激烈……各方面的压力影响了记者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刘京林教授的研究生曾对传媒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在被调查的新闻工作者中存在心理障碍的占34.12%，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强迫这三种状态。

    刘京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记者形成心理障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特点，决定了记者工作任务的艰巨性。新闻记者也是血肉之躯，身心变化也有自己的规律，比如睡眠和觉醒是由生物钟控制的。为“抢”新闻，要求新闻记者去采写不断涌现出的大量难以预测的新闻事件。再比如报社夜班编辑，常年值夜班，生物钟受到影响，白天见不到太阳，与家人、朋友沟通的时间减少，势必使新闻工作者常年处于体力和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上高度紧张，这就是所谓的“新闻疲劳症”。

    其二，新闻工作这种特殊职业，给新闻工作者以最大限度观察社会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中，也感受到许多苦恼。他们比其他职业的人们听到、看到的负面事件更多一些，这些事既能触动他们的良心，激发出为民鼓与呼的动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压力和困惑，比如因揭露不法分子而受到恐吓、打击、报复，这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安全感，甚至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仍处于压抑、消沉、惶恐不安的状态。

    其三，时代的发展，对新闻工作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外，新闻工作者还需要能够熟练操作电脑等，并能够把新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新闻传播活动。所以，不断进行知识更新是新闻工作者肩上的又一重任，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有80%的新闻从业者感觉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并伴有焦虑、压抑、躁动甚至是抑郁的心理行为活动，情绪不稳定，处于较为重度的压力状态；还有40%的人处于中度压力状态，虽时常感到工作紧张、有压力，但能够处理所面对的压力；只有10%左右的人是压力轻松状态。

    《法治周末》本次调查也显示，在面对工作中备感压抑的事情时，虽然有65%的受访者能积极面对，但尚有35%的受访者消极对待，甚至有人表现出心灰意冷、不知所措。

    记者身心健康与传媒体制相关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压力，为什么记者的压力特别突出？

    北京广播电视报艺术总监张光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记者在体能、心理等各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媒体转制后，记者承受的压力更大了。”张光说。

    一位资深记者分析，记者的压力特别突出与媒体的考核机制有关。媒体被推向市场之后，竞争压力增大。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许多媒体都对信息量有一定的要求，这就需要媒体有大量的记者来“生产”新闻内容。

    《法治周末》本次调查也显示，受访者大都承受着来自工作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表现在工作方面，其压力主要来源于报社的考核体制以及媒体同行的竞争。

    上述资深记者指出，在我们国家，媒体的体制比较特殊，现在的表述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这与西方媒体纯粹商业化的操作是有区别的。

    一方面，并不充分的市场化，让媒体之间不能实现充分的竞争，从而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体不完全的市场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媒体经济实力的积累，使其很难从“量”的竞争转变为“质”的竞争。

    “媒体的经济实力上不去，就没法雇佣足够的人手来采写新闻，但是，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媒体对新闻量的要求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每个记者的压力都会很大。”该资深记者说。

    除此以外，记者是一个门槛相对较低的职业，“只要会写字、会说话就行”。这样，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讲，能从事记者职业的人要远远多于现有的新闻媒体所需的记者数量，记者的薪酬待遇自然上不去。

    另外，该资深记者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状况，就是劳动力报酬偏低”。

    与此相印证的是，《法治周末》本次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承受着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重重压力之下，虽然有42.5%的受访者仍在坚持自己的媒体人梦想，但也有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给他一个机会转行，他会选择不当记者。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特别的集中和突出时，记协也有相应的活动来帮助记者们减压。”贾贺说。2008年汶川地震后，很多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出现心理问题——心情压抑，中国记协就曾组织过相关机构的心理医生对记者们进行心理疏导。

    为了缓解记者们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中国记协每年都会组织文体活动给记者们减压。“每年也会不定期地组织异地休养交流活动，今年5月就组织全国90多名记者到海南进行休养。”贾贺说。

    记者 透支的青春

    长久以来，媒体人头顶着无冕之王的光环，站在信息的风口浪尖之上，洞察着世变风云，传播着时事民风。

    身为媒体人，责无旁贷地关注着社会，却很少关注自身。然而，当卸下无冕之王这个光环时，才蓦然发现，原来最容易易被媒体人忘记的，竟是媒体人自己。

    媒体人毕竟也是一个普通人。当他们日以继夜地忙碌在新闻现场时，经常面对让自己备感压抑之事而无可奈何之时………媒体人或者未曾关注过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但相关调查显示，媒体界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 

    在中国第11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法治周末》发起媒体人身心健康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压力大大，近八成受访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媒体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不容忽视。

    法治周末记者 温泉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李秀卿

    白发、胃病、颈椎病、失眠、焦虑甚至抑郁。

    青春、理想、较真儿、激情、理性乃至成熟。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心状态，然而这正是当下越来越多的记者所经历的矛盾而又统一的现实人生。

    对于记者，你可能尊敬，也可能羡慕，可能防范，也可能唾骂，但你可能从未真实地亲近过这个群体，分享他们的欢笑与泪水、亢奋与消沉、光鲜与尴尬……

    今年是记者丁岩(化名)职业生涯的第15个年头，在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11个记者节来临前夕，他却离开了自己供职多年的某知名媒体。经历了太多的压力、是非与身心疲惫，他想寻求一个崭新的开始。

    丁岩1995年踏入新闻行业。1996年起，媒体市场化步入快车道。15年来，丁岩目睹了媒体市场的崛起，目睹了媒体同行的生存状态。

    一日，丁岩在“开心网”上看到一个记者感叹“再也不想写稿子了”。这让他非常感慨，于是他想用自己的文字把从业多年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了……”丁岩一时语塞，“也许是为了告诉后来者，记者究竟是什么吧……”

    记者是一碗青春饭

    从事记者职业15年，与许多同行一样，丁岩的身体并不太好，由于用电脑太多，他的视力大大下降，此外，腰椎和胃都不好。

    他还感到自己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写起稿来就茶饭不思、上火、焦虑，很容易陷入一种极端自我的小环境中。同时，接触太多阴暗面，总是处于一种绝望和忧患的状态，把一件小事也考虑得很严重。”他甚至举不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因为这种状态“已经细化到每个生活细节里面去了”。

    丁岩的同事任浩(化名)，每天一躺下就失眠。“但是他又习惯了这种‘宅’的生活状态，我们搞活动他也不愿意出来。”丁岩摇摇头。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闻圈内是个“小灵通”，很多时候他能第一时间获知信息。能够做到这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采访，他剩余的时间都在网上。

    长此以往，代价就是颈椎不太好。上周，邓飞感觉眼睛不舒服，医院诊断为“干眼症”，这让邓飞后悔莫及：“就是因为太长时间对着电脑了。”

    有一天早上，邓飞起来照镜子，忽然发现自己有白头发了。“我才32岁啊！”他惊呼。

    邓飞注意到，身边的同行，大多数都患有常见的职业病，如胃病、颈椎病等，大多数男记者还有抽烟的习惯，“尤其是写稿子的时候，不抽烟就写不出来”。

    身体的不适还在其次，丁岩觉得记者没有身边的普通人活得那么自如。

    比如，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大多数游客享受的是美丽风景，记者却要想“这背后是什么”，“要生产出尖端产品，就要与普通人的思维脱离，要去不断挖掘”。丁岩认为，这一方面使得记者的掌控欲非常强，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感觉记者是脱离了主流人群，是被“边缘化”的。

    在目睹了许多记者转行的转行，转型的转型之后，曾做过记者的许文(化名)感叹道：“记者是一碗青春饭，说的没错啊！”大学毕业后十分坚定地要从事新闻行业的许文，如今已经不再做记者了，回忆过去的岁月，他总结：“我做了5年记者，够了。”

    一般来讲，媒体招聘记者都会要求“35岁以下”，这让丁岩想不通，但也不得不承认，年龄大了，见的事情多了，会麻木，激情会消退。

    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

    身体疾病与心理压力，是因记者的繁忙工作所致。曾经就职都市报的许文就是一个典型。

    同许多市场化媒体一样，许文所在的报社给记者的薪酬是底薪加稿费，底薪是固定的数字，稿费要看每月发稿的数量和质量。

    “光靠底薪，是没法支付日常开支的。”许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月能拿多少钱，主要还是靠稿费，这样，发稿量就非常重要。

    许文所在的城市，媒体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几家都市报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许文所在的报社还有一些规定。

    比如，如果别的都市报报了的新闻，自己的报纸没有报，就叫“漏稿”，要扣钱。

    再比如，报社要求每个记者每月都要有3篇“独家”稿件。倘若3篇都完成，记者能拿到将近2000元的奖金，只要少一篇，不但奖金没有，还要倒扣。

    “这样，完成和不完成，差别就非常大，搞得大家焦头烂额。很多同事，从每月月初就在发愁‘独家’稿件，往往到月底才能完成，完成就大松一口气！”

    日复一日，许文说：“就像流水线上拿计件工资一样，整个人都耗竭了。”最繁忙的时候，许文一个礼拜有七个专题在手上。

    “连做梦都在写稿子。有一次在梦里梦见写完了，兴高采烈的，醒来才发现是一场空。”许文笑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文的业务终究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然而在自己稿子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顶峰的时候，许文却选择离开了报社，理由是“身心疲惫”。

    对此，国内某大型日报驻站记者方泽(化名)与北京某周报记者骆明(化名)深有同感：“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例如“五一”与“十一”，神经也不能完全懈怠，必须随时注意有什么新闻。

    诺贝尔奖的公布日期为每年10月4日，恰好与“十一”长假冲突。“但凡盯诺贝尔奖的，‘十一’一点都不好过。”骆明说，例如今年诺贝尔奖名单公布之后，都市类日报第二天便将消息刊登出来，但周报必须确保稿件的深度，“诺奖绝不会提前告诉媒体今年是什么奖，你可以做准备”。

    骆明是天文学类科普作家，他开玩笑说：“希望将诺奖颁给宇宙学科学家，因为这样我会比较轻松。”

    如果遇上突发事件，记者的个人需要更是被排在最后一个考虑的问题。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方泽没日没夜地向总部发报道，几乎每天都是23点之后才回宿舍。

    理想在何处安放

    在骆明看来，做记者更多的是“心累”，科技记者是个典型代表。

    科技要求非常严格，稿件里稍不注意就会说外行话，出现科学性的错误，这会给写文章的人带来压力。“上面署着你的名字，你要负责。”骆明说，“稍不注意，就会有人说你是传播伪科学、科普水平不行等，在你身上加上许多质疑的标签。”

    对自己写作成果的担心，甚至变成了一种苛求，就职于某知名周报的记者于蓓(化名)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写稿的速度越来越慢，真的达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很多时候，她要为此熬上一个通宵。

    丁岩生性不喜欢被拘束。15年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放弃了做省级公务员的机会，做了省级党报的记者。7年前，怀着对理想的憧憬，他又放弃了党报相对稳定的生活，来到后来就职的某市场化知名媒体。

    然而，在奉献了自己的美好青春之后，他却选择离开。

    在丁岩看来，一个理想中的媒体应该是“始终充满理想主义的、能够欣赏你，并且因你而生动的平台，而且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能这样一直走下去的”。

    在就职多年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媒体正面临内部价值观的分化。“比如，我们的深度报道部，就是做纯的新闻，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但报社别的部门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比如地方新闻部和经济新闻部，这样就带来许多矛盾。”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做记者，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笔和热情写出对社会有所触动的文章。但我现在感受到的却是失望、麻木，制度没有根本的转变，历史就会不断重演。但我不可能永远充满激情、冲锋陷阵。”

    方泽与骆明遭遇的困扰，是个人对价值的判断与报社相冲突。

    这方面，方泽的体会很深。同一篇稿件，方泽认为完全有发表价值的，报社却往往持保留意见。时政类稿件尤其如此。骆明也有同感：“理想在现实中妥协的时候会很难过。”

    现在，丁岩已过35岁，他的许多同学都已做到了单位的中层，有稳定的生活。但那并不是丁岩所向往的，他曾经向往的现在看来也并不那么值得向往。

    现在的他，不会轻易被感动，也不会轻易热血沸腾，他问道：“人家说，中国的记者35岁就废掉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