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共同主办，上海戏剧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中欧文化对话日前在上海举行。本届中欧文化对话举行的背景，是首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10月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出席并致辞，这赋予本届中欧文化对话更为重要的意义，也使得中欧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文化对话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在今天，对话不仅仅只是一种姿态。已历三届的中欧文化对话，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开始倾听不同声音，试图理解彼此差异，并进一步在对话与沟通的过程中学习他人的长处，寻找和谐共处的方式。“城市与文化多样性”“文化与生态文明”“中欧艺术界的相互理解与认知”“中欧艺术现状：挑战与创新”等等话题，关涉的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也许，面临共同的问题、面对共同的目标，能够使得我们在不断的对话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美美与共的世界中求得共赢与和谐。
城市与文化多样性
本届中欧文化对话的一大主题：城市与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欧洲文化与中华文明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大城市交流、汇集，就是这个主题的直接体现。
与会代表围绕“城市与文化多样性”，大致探讨以下内容：一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二是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三是城市规划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以及就中欧可以合作的城市文化项目展开合作。
一、认识城市文化多样性价值与意义
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认同、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与会中欧专家学者达成共识。
“文化的多样性既是对以往文化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期望和愿景。”中国著名民俗学者刘魁立提出，人们应从非物质遗产的特征共享性和本真性看到城市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共享性是不同社区、族群能够同时持有、共同享用、共同传承的统一文化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共享性并不导致文化的趋同。
中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研究员认为，文化空间是表达艺术时代思想的特定符号系统，这种城市文化空间是彼此相互关联的产物，因此，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城市多样性和地域性。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认为，城市品牌要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联系起来。核心竞争力有三性，一是差异性，二是不可替代性，三是可延展性。也就是城市如果有魅力，一定要有差异，不可替代，也就是要具有文化个性。
卢森堡学者杨霞客认同韩生的观点。他认为，城市要具有创新性，这不仅仅包括城市的设计、城市的基建、公共设施。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这中间必然涉及到文化的多样性。
二、文化考量与警惕“千城一面”
与会者认为，“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导致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会熔铸全新的文化样式。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传统文化或者地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模糊和变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文科强调，当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城市建筑趋同化，“千城一面”，而一些地方性很强的表演艺术渐渐消失等。
这些问题也为匈牙利学者咖博·纳所关注。他说，城市化的进程是无法改变的，城市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际关系冷漠等“城市病”也正困扰着城市中的人们。尤其当人们从农村进城之后，本来在农村地区有的一些传统手工艺技术消失了。
为什么多元文化命题、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命题至今谈了百余年，但困惑着人类面临的困境似乎越来越多？与会者各抒己见。
咖博·纳建议，首先人们在设计各个城市不同风格的时候，应当包含着文化考量。第二通过在中国和欧洲的年轻人当中建立两个团体来讨论相关的城市问题。还可以有多样形式，比如拍纪录片，或者开展动漫交流活动，也可以指定几个中国城市和欧洲“文化之都”开展兄弟城市的交流活动。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周诗岩说，眼下人们需要更好地思考：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可以由某种体制或机制制作出来，文化原创性的动力究竟由何而来？
上海戏剧学院王意明博士说，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是保护文化的地域性。文化的创造性来自民间，应该给民众的情感诉求以及表达方式提供渠道，包括民工、农民、草根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表达途径。
视觉艺术家胡项成认为，中国的文明和乡村文化联系非常紧密，要从乡村切入文化创建，他的团队开展了一个乡村小镇文化重建的项目。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研究员刘托认为，全球化给中国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中国当代建筑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发展契机。另一方面全球化话语不可避免地淡化了中国城市地域文化的主体意识，表现为城市的形态趋同。对城市文化的物质空间应该进行全面的整体的保护，既包括城市机理、城市风貌、历史建筑等物质形态的保护，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认同、审美情趣、情感表达、艺术表达方式等内在层面的保护。
三、探寻城市文化建设之路
不同文化之间对照，不仅可以更了解对方，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英国创意权威专家查尔斯·兰德瑞、德国专家鲁斯·安格尔柯等希望中国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汲取欧美国家的教训，不能一开始就建筑优先，造出很多很复杂但没有文化内涵的建筑。中国许多城市正面临着新建、扩建、改建，有必要在城市规划之初就对城市的定位、文化内涵、城市功能、人际交往方式、娱乐休闲活动等进行规划和创意设计。
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基于中国当代转型期的这种历史时段，中国应该也可以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树立典型、树立典范。
专家建议，借鉴欧洲的“文化之都”这种评选活动，可以针对中国某个典型城市案例或某种类型的城市进行实践性的调研、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就此搭建城市文化建设的平台，这种平台是可供研究和可供操作的平台，可谓之为城市建设的文化之道。
文化与生态文明
围绕“文化与生态文明”议题，英国《中国对话》编辑伊莎贝尔·希尔顿则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将应对怎样的任务，如何界定或者定义我们的文化与生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采用怎样的方法以及如何展望未来的情景，最终我们将会得出什么结论，能够给出怎样的建议？她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将会面对的挑战。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路生认为，由于科技主义、消费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生态文化的关键首先要把人的心定下来，那么我们的天才会更美，更漂亮。过去我们对人定胜天解释是错误的，不需要战胜天，我们要顺应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里面，一直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是顺应自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道家的说法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终的，至高无上的，人是渺小的。你看到的大部分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主要的部分都是自然，人在里面是非常小，非常小的。对待生态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在中国，提倡绿色环保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思潮。
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高级顾问汉斯·勒普对这些观点表示赞同。他说生态学更多的是讲一个系统，以及这个系统里面人、动物和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达尔文的理论比喻为一棵树，人觉得自己在树的上端，那么这是不对的。
二、和谐生态观
奥地利专家马丁·爱其廷格给大家分享了3个从文化方面改善环境的例子，提醒大家注意艺术与生态相结合这个话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奥地利东部一个村庄里建立的欧洲新能源的中心。整个这个村庄里的文化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强生态关注的各种行动中，同时，他们的工作也涵盖了很多和生态有关的努力，用艺术家的方式，在非艺术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仅仅是加强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而是真正有助于整个问题的解决。
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在论坛介绍了和谐生态观的理论。他说：我们根据中国古代的传统和我们中国的现实，用自然生态观把人类的生活进行调和。和谐生态观包含三个内容，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西方的生态智慧，还有就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其中既承认人类价值又承认自然的价值，还要立足于人与自然环境友好。和谐生态观主张发展和环保双赢，主张新的生态人文主义，还要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实际上只有自然发展好了，人才能美好的生存，自然的生存需要人类的保护。
三、知与行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邦雄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知，一个行。道理我们知道了，后面的问题是怎么做。
丹麦文化中心顾问奥拉夫·格兰切·汉森说：我觉得我们不应只回到历史或者传统的那些概念中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应该看到艺术或者艺术家能够承担的一个角色。各个方面的艺术家，他们应该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对于生态文明的关注也好，做出艺术家应该可以给出的贡献。
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说：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我们正在行动。第一是学习，因为改变观念必须要学习，向全世界在人类保护环境方面优秀的国家和地区学习。第二个是直接行动，因为我们不管是艺术家也好，企业家也好，直接行动才会有所改变。第三是推动，因为企业家不光是自己要做环保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资助艺术家，让他们用各种艺术创作和研究，来推动生态保护的工作。
四、共识
曾繁仁在大会报告中说：我们文化与生态文明命题组，18位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如下共识： 第一，在当前环境污染仍然严重威胁人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珍爱地球就是珍爱人类自身，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长远福祉，一切文化与文艺工作者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面前都不应沉默，而要行动起来。在文化的领域里积极投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第二，转变观念，要从人类中心论转向和谐生态论。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向人与自然环境的友好共生，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从无度消费转向适度消费；第三，做好生态教育，向包括官员、白领、企业家、劳动者、老人与儿童在内的一切人们进行系统的生态环保教育，使生态环保意识进法律，进课堂，进教科书，进普及读物，进媒体，进乡规民约，变成一切人的自觉行动与习惯；第四，大力发展生态文艺，使生态文艺逐步成为主流艺术形式之一，并不断地提高其质量，通过生态文艺使生态审美观在广大人民中牢牢树立起来，争取人人做到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像爱护母亲一样爱护自然生态，爱护地球；第五，继续大力促进中外特别是中欧文化界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对话交流，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第六，结合当代现实，继承借鉴东方古代生态智慧，包括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等，使之成为建设当代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
中国台北歌德学院院长马库斯·维恩哈德从另一角度作了总结：除了尊重各个方面多元化的因素，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之外，他强调了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文化参与者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关于跨文化和跨领域的共同行动，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责任。
艺术的挑战与创新
如何看待中欧艺术的现状？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艺术创作又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在第三届中欧文化对话会议期间，中欧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语言交锋。正如大会报告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所言：“大家的思维非常活跃，讨论也很激烈，问题也比较集中。”在“中欧艺术现状：挑战与创新”这个话题之下，他们展开了两个方面的热烈研讨：一个是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第二个是合作与交流。
一、文化的选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专员阿郭塔·雷维斯提出“如何将自己推荐给中国”的问题，她认为这个“自己的”应该是最好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与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中欧双方在知识层面上存在不少盲点，比如当代欧洲严肃的艺术创作，中国知道的却不多；中国艺术家在全球化时代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又表达自己艺术理想的作品，欧洲人了解得也不多。这样，落入欧洲人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一方面是肤浅的娱乐化的，另一方面是符号化了的。
这时候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教授底儿特·马克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放了两个印尼音乐家的作品。然后说，在印尼巴厘岛受本地人欢迎的有西方人参与创作的曲子，在欧洲却遭到批判；而在欧洲受到肯定的能体现印尼文化特征的乐曲，印尼人却认为是对自己文化的污辱。他引用德国作曲家的话：“假如一个人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我不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回应说：刚才马克播放的音乐是西方人耳朵里的东方音乐，不是东方音乐。他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选择了巴厘岛的这个音乐，而不是那个音乐？文化的选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讨论不能一直分成东方阵营或西方阵营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教授朝戈也举了一个例子：200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有一个模特儿的展示，里面出现了一张中国面孔，他当时看完以后就认为她实在无法代表中国女孩的形象，他接着说“西方人的选择有一种猎奇心理，东方只是被当做异域（他者）。”“中国艺术家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核心的向心力，能够自我运转的向心力，才能产生这块土地真正的艺术，才能获得自己艺术的尊严。”
雷维斯就此作出了回应，她说：我们拿到的都是别人对我们的错误的估计，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那些自认为是我们所期待的作品并将其推荐给我们。我们获得的是中国合作者所选择的，并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希望看到有突破性的作品。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里切特说：我们的讨论不能一直分成东方阵营或西方阵营，不能落入这样的陷阱。在西方，不同地区及国家的文化差异也很大。
三、为了艺术，还是为了功用
意大利的恩里克·塔拉塔等强调：“文学、绘画在欧洲被归为艺术中的大类，而不是娱乐方式和赚钱途径。”而伦敦罗马尼亚文化学会的加布瑞尔·马萨西说，在欧洲总有究竟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了功用而艺术的讨论。但是西班牙、荷兰、俄罗斯一些著名的博物馆，目前也面临着观众的流失，博物馆也进行革新来吸引观众，有的展示是纯粹商业化的，也开始卖书、卖食品饮料。同时，欧洲的艺术家也不得不和市场进行有机的互动，否则他们就会被边缘化。
四、文化流动促进了作品创新
近年来，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振奋的中欧合作行动。里切特说，汉堡一个剧院跟中国进行合作，请了中国的戏剧导演到德国去导戏。在柏林艺术文化中心，中国和德国的表演艺术家合作表演了即兴发挥的、非常有趣的戏剧，是关于一个桌子和一个椅子的。里切特认为，在表演艺术领域，跨界的文化流动促进了作品创新——上海剧作家排演易卜生的戏剧，采用了越剧形式，这既改变了易卜生也改变了越剧。
香港帕拉艺术空间首席执行官佛米那亚提出：我们如何评价在一个特定的艺术空间中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所产生的艺术行为？德国欧洲艺术中心Hellerau主席詹尼克说：对于当代的艺术创作，除了中国的许江先生提出的四点建议（媒介创新；制度批判；公众参与；思想深化），他还想补充一点，即加强艺术家与艺术家的合作。针对这方面的话题，郑工认为“合作”的意义可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一是强化自我意识，制造差异；二是强调相互理解，消除差异；三是异质同构，这是最重要的，即关注在场状态与瞬间的启发，相互阐释，个体是自足的，结构是离散的。如果将“合作”转换为一种对话的方式，实现其语言的功能，那么，无论创作还是欣赏，都将被推入到一种“阅读”的状态。
五、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智慧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宫宝荣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必然存在强势与弱势。不同势头的文化交融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创造出来的新文化又是如何？一般情况下，是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改造，而不是相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朱乐耕说：交流中有你的我的，也有我们共同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智慧。加布瑞尔·马萨西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在文化交融中，会出现更多的共同点与普世价值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吕品田对于交流有一种分析，他认为艺术交流现状与交流的状态有关。归结起来有两种：一是交流断裂，二是交流过度。“断裂”的情况因为存有障碍，只强调自我的认识而不考虑接受者，导致无法相互理解。“过度”的情况是在跨文化之间发生，如全球化问题。全球化就是交流过度，是一种文化对他文化单向性的影响而不是双向的，没有个性，也没有地域性，没有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
艺术界的相互理解与认知
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整个大环境中最活跃、最广泛和最深入的一个文化关系。中欧近年来相继举办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欧洲文化中心、法国文化中心、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驻华文化机构陆续设立；中国也已经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设立了文化中心，并在欧洲开办了80多所孔子学院。但是，中欧文化对话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
一、对话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方式
“总结中国与欧洲的各自独特的文明发展经验，并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一项重要使命”是与会者的共识。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认为，当今的世界，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对话已经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了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必须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样，中国要想真正了解欧洲的文明，欧洲的发展，也必须真正了解欧洲的文化。这要求我们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的差异，寻找共同点，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舞蹈学学者资华筠对“传播艺术之美，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她关注到原生态民间舞和民间舞艺术创作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由此涉及到时代性、审美观的变化与艺术创作间极为复杂的关系。民间舞创作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延续民族舞蹈特有的审美特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以更好地实现其实质意义。
欧方专家认为，了解对方的想法，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不能不通过学习就去对话。德国慕尼黑Meta剧院院长阿科斯尔介绍，他们剧院从1992年的中国之行到今天的中德之间戏剧艺术家的交流，使德国观众认识了中国古老而又有趣的戏曲表演艺术，认识到了与西方不同艺术风格的中国戏曲的形式、特征以及文化背景。他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公益性的文化交流项目，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同时也为两国人民建立一个相互了解的平台。
二、文化交流存在不均衡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毛小雨研究员说，近百年来中国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应该说是比较深入与全面的，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学习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琴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也都是中国孩子耳熟能详的。但是尽管欧洲也有很多著名的汉学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欠缺。其中，语言的障碍像一座大山，阻挡了文化之河的前进与融汇。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玫研究员指出，中西的对话是存在的，但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曾经某个阶段是一方在说话，另一方并没有说话。举例来说，某英语大辞典用一幅图介绍关于中国音乐。这幅图里梳着辫子的男人穿着高底靴吹着唢呐——这就是中国音乐的形象？这本辞典一直持续使用到2002年。
波兰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负责人梅西亚也认识到这种交流的不平衡。他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非常迫切地想到欧洲学习，而反过来欧洲人到中国学习的愿望却没有那么强烈。欧洲必须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否则这种不平衡现象会继续存在。”他建议文化间的对话，不一定总是采取直接的交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都可以进行很好的交流，比如通过文学、音乐、视觉艺术、影片等都可以进行间接的文化对话。
三、期待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
专家认为中欧机构的交流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夏德说，近几年，中欧交流的方式和渠道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有了博物馆界、表演艺术界等专家参与。期待下一次对话要有更多的奉献。
德国专家克里斯托福·勒普斯基期待创造一些新的更有创意的沟通方式。
卢森堡的学者杨霞客说，需要一个类似网站这样的媒介或者是平台，把交流的内容变成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项目。他希望明年将在卢森堡举办的第四届中欧文化对话能让中欧更多的艺术家、馆长、策展人、作家、哲学家等参与。
朱乐耕、吕品田、丁亚平等中方专家连续参加了三届中欧文化对话。他们希望能够拥有固定的合作场所和创作实验作品，包括音乐、戏剧和舞蹈等；应该要在3到4年的时间建立文化交流的机制，在国家层面进行交流，形成跨洲际和跨国家的交流；用10至15年的时间培养出文化交流对话的专家，并且编写一部研究中欧文化对话的著作。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说：“中国有句老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欧文化对话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中欧文化艺术界最高层次的对话平台，在中国、欧盟乃至全世界开始形成越来越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