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还是各地“十二五”规划布局中，人们都惊喜地发现：文化正走出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融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从“小文化”走向“大文化”。文化在国民经济的“产业链”上大有可为，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大有希望。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裂变基因”
3月17日，被列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重大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国家时尚创意中心——宋庄时尚创意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市政府和项目主要投资方中国恒天集团宣布：这一投资300余亿元的项目，预计用6—8年时间，推动北京成为继巴黎、米兰、伦敦、纽约和东京之后最具活力的世界时尚中心。
“在服装的生产和出口上，我国是大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贸易的1/4以上；但在纺织品服装品牌上，我国却是一个小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恒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杰深深懂得文化对于服装业的价值。世界名牌Hugo Boss的精美衬衣在美国售价高达120美元，90%以上的利润给了外国人，而中国耗费大量资源、辛苦劳作的制造商分到的只有区区5%。我国的服装出口中，80%以上的出口服装为“贴牌”生产和来料加工，附加值低、品牌意识淡漠是中国服装出口的顽症。
“服装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是过去中国服装出口的最大优势，但未来要充分发掘中国服装的文化价值。”张杰谋划说，“国家时尚创意中心将成为推动中国传统纺织服装工业结构调整、行业升级、新业态诞生、时尚创意产业大发展的策源地和引领地；成为中国孕育世界级非凡时尚人物、世界级时尚设计大师、世界级时尚品牌和世界级时尚企业集团的理想基地。”
像服装一样，借助文化的力量，中国制造才能裂变为中国创造。“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已初步确立，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需要科技和文化的双提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言道，“将民族文化元素或符号，经过创意设计植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包装材料及旅游纪念品，将会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不仅用文化提升了民族品牌，而且改造提升及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国际品牌早已认识到这种文化裂变的力量。2007年法国爱马仕就首次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取材于中国汉代拓片图案开发出“天堂之马”限量版丝巾，为时尚界“舞一曲汉唐盛世”；2010年进一步加大开发力度，专门推出中国味道浓厚的下属品牌；而法拉利则推出一款青花瓷版跑车……越来越多的国外奢侈品放下身段,推出富有中国元素的产品。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也更应该发扬中国文化的自信，把中国文化和生活理念融入到产品中，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双引擎”
2010年，在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展之一、德国的IFA展上，中国海尔的“双引擎”模式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依靠科技“引擎”，推出了物联网冰箱、A++节能系列产品等创新产品，正在引领全世界家用电器业向智能化、节能化、一体化等进展发展方向；依靠文化“引擎”，整合全世界的设计资源，自主创新设计的“卡萨帝”系列高端产品，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欢迎的高端品牌。
近年来，海尔每年在设计上的投入上高达8000万元，而全世界几大区域，海尔品牌的提升都伴随着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充满创意和文化的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收益。”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宋慰祖说。工业设计又被称为“制造业的终极竞争力”，对于正努力摆脱高能耗、高投入发展模式，走向低能耗、低投入、高产出发展模式的中国来说，这无疑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突围”之路。
借助文化的力量“突围”的还有区域经济。广东省佛山市是陶瓷业之都，但繁荣背后却潜藏“危机”：空气污染、水质破坏……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坦言，佛山在资源和环境接近极限时，必然要转变发展方式，启动科技和文化“双引擎”，做“加减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利用科技创新减少能耗，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利用文化创意增加内涵、引领消费，提升产业发展的附加值。
广东工业设计城，就是佛山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提升的“试验田”。设计城总经理邵继民介绍，广东工业设计城设计产值已超过1亿元，直接拉动经济发展超过100亿元。“入驻设计城的1000多名设计师正在拉开‘中国设计取代进口’这场大戏的帷幕！”
同样，扩大消费、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靠创意和内容而生的文化产业更以“软实力”成为完成转变发展方式“硬任务”的着力点：一部电影没有消耗多少资源和环境，却依然能带来上亿元的收入；一个演出再加上旅游，带活了一方经济……
专家指出，只要保护好绿水青山、传承好文化，靠创意、旅游依然可以获得发展的新动力。
和谐生活的“润滑剂”
坐在家门口飞针走线也能增加收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把传统“贵南藏绣”，打入北京、拉萨、广州市场，一些壁挂藏绣品还远销日本。当地妇女传统手艺中的“辫套”、鞋垫、枕套等刺绣产品用“协会+农户”的生产模式，实施统一设计、配线、装裱、包装及销售一条龙服务，走向市场。而在玉树草原，如今已有3000多名牧民群众从事着藏族唐卡及牛羊毛编制饰品的开发和加工，其年产值接近1000万元。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开发特色工艺美术资源，许多工艺美术由过去的艺术欣赏品变为商品，从寺院、农户走向市场，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工艺美术行业年销售额突破8亿元，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古老土地上的生活变得多彩而富足。
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说：“中小城市应成为文化产业精加工和深加工基地。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节奏慢、生活轻松,又有当地特色文化的滋养,可以成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创造者和消费者。”我国有2000多个县,如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遗产,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既能增加就业和收入,带动一方百姓致富,也能增强当地百姓的文化自信,让中小城市有“故事”、有个性、有吸引力。
西安就把古都文化做足了，让文化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和谐共生。“道北以前是棚户区，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但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建后，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了独立的水管，还有了新的公共厕所，卫生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西安市居民感慨地说。
对于西安这座古都来说，居民生活是否美好不只是靠高楼大厦来展现，城市文化自豪感是重要一项。利用城市原有的遗址建造公园，为市民提供参观、感受、休闲的场所，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没有代替品。
放眼全国，从大明宫到华侨城，从西安到南京，从云南到福建，从老城到新景，事实证明，文化地产不是“洪水猛兽”，地产回哺“花钱”的文化，而文化又润泽一方土地和百姓，二者相得益彰。
人们希望，让文化走出“内部小循环”，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大循环”。
文化产业要寻求“跨界”突破
推进文化产业跨行业、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跨界”发展，着力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变“小舢板”为“旗舰”和“航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愿景。
文化产业“跨界”的主要形式及手段不外乎于强强联合、境外并购、投资合作，最主要的是跨地区并购重组。但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为数更多的成本很高、成功率很低的案例，说明跨界之举还在起步之初，跨界之难亟待突破。
当前，跨界之难，“难”在哪里？
难在观念不够解放。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经营性文化企业，还或多或少受到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影响，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是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性资源分割和以行政职能为界的部门性资源分割，一些地区、部门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导致完全以资产为纽带的跨区域、跨行业的重组很难实现，这是跨界重组的最大障碍。
难在市场主体不够合格。跨界是通过市场行为和市场运作，以实现企业的市场意愿，本质是市场行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不可或缺。而现在的文化企业大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脱胎而来，具备合格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多，跨界难度可想而知。
难在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多为轻资产型企业，核心在人才、创意、版权等无形资产上。而就全国范围而言，还没有形成对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资源等无形资产建立全国统一的科学公平可操作的量化的程序、价值的标准、评估的体系等交易的原则。
难在操盘团队不够专业。跨界行动、并购重组，需要熟悉新的环境、行业、团队和资源，涉及投资、法律、人力资源、财税等多个专业领域，需要配备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团队来操盘。而传统文化企业大多文化创意人才偏多，资本运营经验相对欠缺，人才适应性相对较弱。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的重要精神，结合我国汽车、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内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投资合作的成功案例，推进文化跨界发展，应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以企业的主体打破“跨界”、“壮大”的局限。要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骨干文化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区域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通过完善文化行业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激励文化企业自愿、自主参与兼并重组。
第二，以政策的推动破解“散小弱差”现状，尽快清理限制并购重组的制度障碍。一是破除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二是在不违背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签订文化企业并购重组的财税利益分成协议，妥善解决统计数据的归属问题；三是对企业跨界发展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房地产权属转移等给予税收优惠等。
第三，以资本的力量冲破“条条”、“块块”的壁垒。要借助资本的流动性、逐利性，善于运用资本地域色彩、行政色彩并不那么强烈的特性来整合，以突破地区封锁、行业分割、城乡分离等重重壁垒。建立面向全国跨越地区的文化产业专项投资基金，让更多的文化及传媒企业上市，实现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第四，以科技的手段突围“内容”、“渠道”的分割。大力支持文化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特别是支持“跨界”文化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优先安排技术改造资金和项目优先立项。数字内容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框架和格局，不仅迅速实现了区域上的覆盖突破；同时也极大催生了行业之间的融合与新业态的诞生。
第五，以机制的创新破解“动力”、“人才”的不足。要切实制定文化人才的政策和机制，促进文化人才的合理流动，要妥善解决文化企业跨界中资产债务处置、职工安置等问题，依法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及企业职工等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保护，特别是跨行政、跨区域、跨部门加大对侵权盗版市场的打击力度。
第六，以要素的完善走出“无序”、“不专”的体系。立足于发挥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培养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对接；二是建立现代文化产业流通体制，大力提升文艺演出院线、电影院线、文化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三是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推动文化产业跨界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当下，应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文化需求”的价值观出发，解决体制、机制和管理、技术上的短板，鼓励和扶持有优势的文化企业做主体的合格者、做内容的集约者、做渠道的整合者、做技术的引领者、做人才的保障者，尽快形成一批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