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是凤凰卫视创办15年的日子。
关注“凤凰”的15年,不仅是对媒体模式的个案探寻,更是对传媒业人文理念的观察和打量。
全国政协委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深度解析媒体人应有的“视力”与“眼力”。
媒体要有担当,要成为灯塔。统计收视率的盒子安在哪里,那里的价值取向就成了媒体的文化取向,这是荒谬的,也是悲哀的
解放周末:5年前,我们曾与您对话“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从创办至今,凤凰卫视已经走过了15年,您认为这15年来,“凤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长乐:先说硬件。从以土地为本的中国传统来讲,原来我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现在凤凰卫视在香港、深圳、北京三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物业,我们还在美国、英国购买了新楼,作为分部。不是说“凤凰”有钱了就开始“买田置地”,而是说,首先我们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渡,凤凰卫视成家立业了;其次是说明“凤凰人”的抱负,我们是在做百年大计。有一些投资人,今天买了一家媒体,明天升值了,就把它卖掉。像有的传媒大王做媒体就是租房子,因为其着眼点就是利润,等到媒体做大了,股票翻了多少倍,就卖掉套现。
凤凰卫视当然也有商业追求,我们2010年的收入比2009年增加了71%,利润增加了122%。但利润绝不是我们的唯一追求,对我们来说,传媒更是事业,我们始终在寻求商业与理念的平衡、职业与事业的统一。
解放周末:“凤凰”占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多,在空间的概念里,天空对于“凤凰”似乎更重要,15年来,从天空覆盖率来说有什么变化?
刘长乐: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球覆盖,同时也做到了相当程度的落地。在海外主要华人聚居区,凤凰卫视是华语媒体覆盖率最高的。比如在北美,我们几乎做到了无孔不入的覆盖。在欧洲,我们不仅通过卫星电视入户,而且通过欧洲大陆5个国家的有线系统实现了全面渗透。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华人聚居区域,我们更是作为基本频道进入,只要一打开电视机,就能找到凤凰台。
解放周末:这就勾勒出一幅植根于土地、翱翔于天空的图景,那么,“凤凰”翱翔的翅膀又是什么?
刘长乐:概括地说,就是“新闻立台”、“文化为本”。
解放周末:现在有些电视台的理念参差不齐,有以娱乐选秀立台的,有以诉个人怨苦、揭家庭隐私为王牌节目的,有以喋喋不休于鸡毛蒜皮式的“心理咨询”为招牌的,也有以热衷于制作山寨版节目去吸引眼球的。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和坚持以新闻立台?
刘长乐:当时提出“新闻立台”时也很有争议,我们的合作伙伴——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盖瑞·戴维说,电视台要成功,就得“娱乐,娱乐,再娱乐”。我不这么认为,15年前,国内有那么多电视频道,却没有一个新闻频道,是受众对新闻没有需求吗?当然不是。我觉得我们得满足观众的知情权,我们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生产他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我们坚持“新闻,新闻,再新闻”。
解放周末:而在以“新闻立台”的同时,又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气象。
刘长乐:凤凰卫视目前还没有完全在大陆各地落地,我们的收视人群还主要集中在高端人群,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了,要为高端人群生产高端文化产品。凤凰卫视和凤凰网都是本着以“文化为本”的理念而办的。
解放周末:但一般来说,网络带有浓郁的草根色彩,这似乎与你们的高端定位相矛盾。
刘长乐:高端文化不是鄙视、蔑视草根文化,而是媒体要有担当,要成为灯塔,尤其现在社会上的媚俗之风甚烈,对文化的侵蚀相当严重,我们的文化正面临低俗化的危险。
解放周末:媒体如果一味地迎合低俗的口味,必然会加速文化低俗化。
刘长乐:没错,就像香港有的电视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拍的电视剧越来越低俗,就是因为它们的收视盒大部分都安在“师奶”家里,于是家庭妇女喜欢的市井文化,就成了节目制作的导向。统计收视率的盒子安在哪里,那里的价值取向就成了媒体的文化取向,这是荒谬的,也是悲哀的。在这个时候,媒体如果只被收视率牵着鼻子走,一味按照市场意愿,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和引导力,我们的文化只能走向低俗化。
“不远复”就是应该掌握一定的度、距离和方向,不要走火入魔,不要变异、偏移。把这句话移植到“凤凰”文化来讲,就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根要坚守,不能离开
解放周末:有人说,一切的追怀、致敬和憧憬,都来自于文化。以“文化为本”,凤凰卫视有哪些探索?
刘长乐:“凤凰”身上流淌着的是文化血脉,我们也很喜欢用活动推动文化传承,多年前凤凰卫视开始酝酿两岸《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在两年前,第一次促成了两岸故宫合办的《雍正大展》。其间曲折无数,凤凰卫视坚持推动合作的同时还出资近千万元台币,最终促成两岸合办三个大展——《南宋文化大展》、《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及《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说,如果没有凤凰卫视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有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的一天。
解放周末:凤凰卫视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那么你们追求的文化是什么状态、什么质感的?
刘长乐:不久前我去武夷山参观了朱熹故居,朱熹故居里一个正堂的上面挂着一块匾,匾上写了三个字“不远复”。 “不远复”出自《易经》,原句是“不远复,无悔,元吉”。直白来讲,“不远复”是种孝心,即不远离。但朱熹的用意绝对不是单一的,从哲学角度来讲,它说的是不要过于执著,强调“对自我的反省”、“对自我的修养”。另外一个含义是在学术的追求上不要走得太远,应该掌握一定的度、距离和方向,不要走火入魔,不要变异、偏移,引申开来就是对传统要追寻和守护。如果把这句话移植到“凤凰”文化来讲,就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根要坚守,不能离开。
“积极、善意、建设性”,实际上也是“不远复”,媒体与民众、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不远复”,要面对现实,做有益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媒体,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新闻人应有的选择。
解放周末:由“不远复”引申出的,正是对“凤凰”立台理念的阐释。
刘长乐:的确,“不远复”其实与我们一直信奉的“文化坚守、社会责任、道德追求、民族大义”是相一致的。对文化,我们用了“坚守”一词。这不是危言耸听,文化真是到了需要坚守的时候。比如我们国人的诚信问题,前一段时间德国国防部长论文抄袭,结果人家说,你怎么和中国人一样。这个说法非常可恶,但我们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看似很小的问题,实则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问题,凤凰卫视常常毫不客气地予以曝光。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手段,让这种行为见不得阳光。
新闻从业人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和体验,在分享和体验中可以影响社会,改变人生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媒体人应当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刘长乐:“凤凰人”认为新闻从业人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和体验,在分享和体验中可以影响社会,改变人生。比如《走进大中华》有一期节目,杨锦麟访问了一对回族夫妻,他们在深圳经营一个卖饼摊,有一天一回身孩子就不见了。这个节目播出后,好心人看到了就开始追踪,最后孩子被送回了家。这对夫妇赶紧打电话给凤凰卫视,向我们报喜。这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就是一个积极、善意、建设性的例证,本来是冷峻残酷的现实,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温情。
解放周末:也看到了“凤凰”的使命感和影响力。媒体人应当崇尚“铁肩担道义”,但在今天,也有一些媒体人把新闻事业仅仅看成就业岗位,往往有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刘长乐:我们更愿意“没事找事”。因为我们做节目不仅是想让人知道,更是要不断推进,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比如我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是志愿军遗骨问题,其实就是从节目中衍生出来的。我们的一位记者到朝鲜、韩国采访,做了一集“青春祭”,讲的是我们当年的一些志愿军牺牲后就葬在当年的阵地。以前朝鲜和韩国还有往来,但上世纪90年代初两国关系破裂后,烈士遗骨就留那头了。在一个墓地里就发现了200多具尸体,他们的墓碑都朝着北方,面向祖国。我们的记者要去墓地采访,韩国国防部不允许,但记者一直坚持,他们就问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记者说因为我是中国人。韩国方面最后也没批准,记者就找了一位韩国司机,开着出租车带他们到那里拍摄。这个片子在凤凰卫视播出后,反响特别强烈。我们后来为这些烈士遗骨的奔走呼吁,就超出了媒体的作为。
解放周末:这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
刘长乐:这种责任感也经常让我感动。前不久,从利比亚撤侨时,我们的一位女记者坚决要求到一线参与报道,她非常勇敢,但我们那时候很担心。后来她在那边被人抓起来还绑了起来,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她找到,但她没有一点后悔和退却。我们还有两名记者在泰缅边境采访时,别的国家的记者带着的都是最先进的装备,长枪短炮的,而我们只有一台小摄像机和海事卫星天线。人家问,你们就这么简陋的设备,玩什么啊?我们的记者就说,我们玩命!
媒体人要有视力,就是要看得见。但光有视力还不够,更要有眼力。只有看得见、看得远、看得深,才能呈现出大气象、大格局
解放周末:有人批评,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新闻媒体的格局也在缩小。在这样一片喧嚣中,“凤凰”是怎样打开视野、拓展格局的?
刘长乐: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一种浮躁、浅薄、追求快速的倾向,这个时候,媒体人要有视力,就是要看得见,要有敏锐性、清晰性。但光有视力还不够,更要有眼力,要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有洞见力,能够对事情成因进行全面解析。只有看得见、看得远、看得深,才能呈现出大气象、大格局。
我希望凤凰卫视的格局是顶天立地的。顶天,就是要一览众山小,所以凤凰卫视追求“三个化”——多元化、全球化、全媒体化。多元化,一个是话语空间的多元化,我们几位主持人、评论员的风格就是多元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爱国、爱我们的受众;从地域角度讲,我们是大陆、港澳台、海外的受众都有;从语言方式讲,普通话、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共同呈现;我们还和不同性质的媒体进行合作和探讨。这就是“凤凰”。多元化是“凤凰”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解放周末:多元化实际上就是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胸襟,没有胸怀。全球化也是如此。
刘长乐:全球化是个宏大的词,但在“凤凰”体现得很具体。一是我们是全球覆盖,二是我们是全球华语媒体设立驻外记者站最多的,有36个。在伊朗,我们的记者李睿本来工作就很辛苦了,但她现在还在学阿拉伯语,她说这样便于她在整个中东进行采访。凤凰卫视驻日本首席记者李淼非常敬业,采访了很多位日本领导人,她也是唯一一位入选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华人记者。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摄影师外出就餐,就李淼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直播。在剧烈的晃动中,她把摄像机摆好,把直播间的照明调好,还开了白平衡。第一次连线后,我们让她马上撤出大楼。她说:“没关系,我就留在这里,继续做连线。”坚持做完第二次连线之后,她又到街头去采访受灾的民众。
解放周末:有全球化的视野,才会有天下情怀,于是就会说大事、深报道。
刘长乐:这也是大格局的一种要求,因为格局是要有经纬度的,是高度和深度的结合。光顶天还不行,还要立地,甚至要入地三分,挖地三尺。就像我们对文化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凤凰人”在一片文化和视觉艺术泥淖之中,做了整个华语频道加在一起都没有那么多时长的纪录片。有人说我们是疯子、神经病,因为纪录片投入大、耗时长,受众收视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好,但我们一直在做。《凤凰大视野》 、《社会能见度》等栏目都是纪录性质的片子,都要深入现场。
解放周末: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真正有思想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有的记者甚至整天潜伏在网上找新闻、编故事。
刘长乐:媒体人一定要接地气。不仅我们的记者要深入第一线,而且我们还鼓励评论员到现场去,不能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走进大中华》的宣传片,就是杨锦麟的一个背影,还有一串足迹。“凤凰”看重足迹。像我自己也到现场去,我曾到河南做了两集《走进艾滋村》。我们还提倡主播到一线去,以前主持人大部分时间就在办公室呆着,现在改变了体制,我们要求主播留在记者部,这样他们就有根了,每天他们都跟着新闻走,不离开新闻一线,他们的情绪、感情、节奏都要跟着新闻一起律动。 “凤凰”不提倡念稿子。
我们的记者到一个地方去采访,他除了做好自己的选题外,同时还要把其他人在当地的选题素材都带回来,这不光是节约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开视野,媒体人要知道新闻的富矿在哪里。
创新不是整天改来换去,像得了“多动症”。对传统的坚守与遵循,对根的守护尤为重要
解放周末:格局也是一种格调。
刘长乐:这种格调,可能体现在情操、气度和韵味之中。比如我们的“台声”张妙阳,他每天说的那句“您现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声音非常独特,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又在香港和大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普通话说得有点像凤凰台,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我给他总结过几句话,“浑厚中有明亮,沉稳中有激昂,历练中有清爽,淡泊中有辉煌。 ”这几句话不只是给他的,更是说给凤凰的。
解放周末:一个“台声”沿用了十几年,可见这种格调的形成是多年的积累。但在文化速食年代,改版成了有些电视台的“新出路”,什么节目赚钱就上什么节目。您怎么看待创新与改版的关系?
刘长乐:创新应该融入媒体人的血液,成为媒体人的冲动,变成一种自觉。但创新不是整天改来换去,像得了“多动症”,对传统的坚守与遵循,对根的守护尤为重要。国外很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一办就是几十年,有很多粉丝就是喜欢老面孔。像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等节目也都办了很多年了。关键就看影响力。有内涵,有新闻含量、思想含量、文化含量,才会有影响力。没有内涵,没有含量,再好的时段、再多的版面、再巧的包装,也是浪费。所以,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打造一个品牌节目、品牌栏目,就要看其有没有内涵、能不能产生影响力。
解放周末:品牌的打造并不容易,很多人都不看好文化类节目的商业前景,这种情况下怎么坚守?
刘长乐:《世纪大讲堂》、《开卷八分钟》等节目在创办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太文化,受众少,但坚守住这个文化阵地后,我们“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是受众,而受众又带动了广告客户,从而打造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品牌。凤凰强调品牌,这个品牌不只是我们的“三名”——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名记者,更重要的是要打造品牌栏目、品牌频道,包括凤凰精神文化质素的品牌。中华文化要走出去,也必须注重品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