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辽宁共有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此报道5月3日在本报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个数据与全国的情况基本吻合，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3万处在册文物消失。”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专家、辽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辛占山告诉记者，当然，两次普查的认定范围和计量标准不一样，也有可能造成统计数字减少，比如有些地方虽然建桥修路了，但地下文物还在；有的挖掘后送进博物馆，也不算消失；还有的文物点合并，造成数量减少；也有的普查员偷懒，根本没到现场就报消失了。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全国重点文物蜗居在民宅下
辽宁有5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台子壁画墓是其中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处“国宝”，至今仍然躺在一处民宅下“委曲求全”。
1982年，朝阳县柳城镇袁台子村村民魏洪喜，在房前院里打井时发现了袁台子墓。省博物馆和朝阳县文管所联合发掘，确定为东晋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铜釜、铜魁等珍贵文物，还发现了大量精美壁画。由于没有太好的办法保护壁画，考古人员对古墓进行了原地回填、封存保护。
按理说，魏洪喜一家应迁出古墓区范围，周边还应当设立建设控制带，但由于当地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魏洪喜一家人仍然住在原地。县里每年给300元钱，委托魏洪喜帮着看护。亲自参与了该古墓挖掘的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田立坤告诉记者，有人在上面起居生活，对古墓内的壁画肯定有影响，如再不加以保护，有毁损的危险。
袁台子村是古柳城遗址所在地，赵苞舍亲救柳城、曹操伐乌桓、李世民征高句丽、李光弼平安史之乱等都与柳城有关。村党支部书记袁威峰是个热爱文化的人，近年来在村里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工程：建文化墙、办网站、编写《柳城故事》、《袁台子壁画墓》，还准备申报“中华历史文化名村”。然而，面对“国宝”袁台子墓的保护和利用，他无能为力。
如今，魏洪喜已经去世了，看护古墓的任务又交给了他的儿子，据说，看护费由每年的300元涨到了500元，然而，500元能保证“国宝”始终安然无恙么？
无独有偶。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大将秦开设立“辽东郡”，郡下筑“侯城”，侯城现在在哪？一说在开原，二说在海城，三说在沈阳。1993年，在修建沈阳东亚商业广场时，侯城惊现于世，证明沈阳已有2300多年建城史。然而很遗憾，遗址很快又被开发商埋入地下。
由此可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钱是一个问题，但绝不是根本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负担时，它就只能蓬头垢面地呆在角落里，而当你把它当成是城市的发展动力与文化资源时，它就立刻站起来，光照四方。”
经济尺子不能衡量所有文物的价值
被国家授予“文物保护终身成就奖”的谢辰生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
1.用经济这把尺子去衡量所有文物价值，文物的真正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文物的主要价值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一些行政官员只用“值不值钱、能不能挣钱”一把尺子去衡量文化遗产，势必造成文化遗产固有价值流失。有关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牛河梁女神庙的顶盖和墙体统统都是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用彩绘，如果当成房子来估价，不值几个钱，但是，它见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前的文明，代表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艺术的最高峰。沈阳故宫门前的一个下马碑被车撞断，法院判决肇事车主赔偿百万，肇事车主不服，“不就是一个破碑么？”然而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两院院士吴良镛斥责某些城市只把文化遗产当“地皮”使用的行为，“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
2.用GDP一根指挥棒去考核官员，必然会催生不正确的政绩观。发展不一定就是建设，进步不一定就是增加GDP，现代化不一定是盖高楼大厦。著名学者、辽宁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彭定安指出，目前以GDP论英雄是个通病,一些人轻视文化，认为文化“远水不解近渴”，甚至“文化无用”。他说，GDP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和政绩，带来财富和升迁。但是,GDP首要的问题是质量重于数量。
3.过于追求“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股脑地建设国际大都市，对文化遗产来说注定是一场浩劫。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说，现代化大都市是有历史有生命的，是个有机体，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各个年代的房子融到一起，才反映出历史的悠久和阅历的丰富，否则就是一个空壳子。
我们也许听厌了这样的比较，动不动就和“世界接轨”，但“世界”是什么模样? “接”哪条“轨”?伦敦的价值就在于80年不变，而我们的城市在日新月异，也在面目全非。辽宁大学教授冯玉忠诘问，如何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实质上也是怎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转型，也包括文化建设。把文化资源都搞没了，还拿什么发展文化产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该做些啥
（一）对文化遗产保存一份尊重。
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寄人篱下”，或被破坏，或被冷落，说白了就是对文化遗产缺乏起码的尊重。一些领导有知识没有文化，热衷于扒旧的，建新的，因为只有建新的，才有工程，才有效益。辽宁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术石说，文化遗产是上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宝贵财物，一个人无权定夺它的生或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些遗产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而不是就地消灭。
“对于文物保护，我们不要求政府做什么，只要求他们不做什么。”在与文物保护志愿者座谈时，一位志愿者情绪激动地说，保护文化遗产，一不能竭泽而渔，二不能不计成本，拆西服做背心。
（二）为脱缰的经济“野马”套上法律笼头。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说：“你在电脑上删除一个材料，需要确认，先删到‘回收站’；如果想要彻底删除，还得到‘回收站’再删。删除一个虚拟的文件，都得如此慎重，更何况是抹掉一个历史文化遗迹呢？”
要为脱缰的“野马”套上笼头，首先要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其次要严格执法，加大问责力度，解决高压线不带电的问题；第三要理顺体制，解决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小胳膊扭不过大腿的问题。这是有关专家达成的共识。
专家感叹，文物保护在我们国家得天独厚，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文化领域有一部法，那就是《文物保护法》。然而，这样一部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屡屡遭遇“肠梗阻”。
坐落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田庄台镇的“小白楼”，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日本关东军欺压、奴役中国人民的铁证。然而这样一处文物，却在2006年被有关方面以企业改制为由按5万元的价格变卖。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多次建议尽快把“小白楼”收回加以保护、管理、利用。但至今未果。文物保护的高压线不带电、不来电让文物保护工作者无可奈何。
徒法无以自行。陈术石告诉记者，文化执法部门人、财、物权都要依靠当地政府，对当地政府的要求往往言听计从。
2009年，辽宁省葫芦岛市货车司机张军在送货途中，不慎将省级文物百年寺院内的一根旗杆撞毁，法院认定张军的行为构成过失毁损文物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一位文保志愿者反问：“撞断一根旗杆要判刑，有文物被推土机推了，我们希望看到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严惩。”
（三）用好就是保护好。
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丹东，是营口！全长1.3公里的辽河老街两侧，至今仍存百余年的近代建筑31处。2008年营口市委、市政府开始实施保护性开发，全力打造以深厚历史文化为根基，以现代经济发展为主线的步行商业街。如今的辽河老街，新老建筑相得益彰，环境景观美轮美奂，戏院、茶馆、客栈、咖啡馆、古玩店应有尽有，成了营口对外展示形象的最亮丽的名片。
只有保护得好，才能利用得好。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告诉记者，6年前，沈阳故宫一年接待参观者60万人次，现在是100万人次。一叶知秋，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给城市带来的魅力与活力。
不能饿着肚子保护文化遗产
自5月3日起，本报持续两天关注辽宁的文化遗产保护，让辽宁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非常感动。志愿者华晨汽车员工陈赫告诉记者，他特意把本报的这两期报道保留在自己的剪报册里。
这些文物保护志愿者分别来自银行、汽车制造、会计事务所、印刷、旅游、化工等各行各业，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20多岁。几十年来，辽宁文保志愿者们拍摄了8万多张不可移动文物照片。
诚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如果民众不珍惜、不保护、不传承，文化遗产将无法挽回地快速走向消亡。
父子两代守望牛河梁30年
马瑞增今年48岁，其中有24年是陪着牛河梁一起度过的。尽管每个月只有400元的津贴，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30年前，他的父亲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拾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装水吧？没底；戴胳膊上吧？又太重。马龙图用纸给玉器糊了个底，摆在桌上当笔筒。
1979年5月，辽宁领先全国开始了第二次文物普查，现任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的郭大顺，当时是朝阳市喀左县普查队队长，负责各乡镇文化站站长的业务培训。讲课时，他时常举着文物照片和刚采集到的陶片向大家介绍朝阳是红山文化富集区，希望大家多留心。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听了郭大顺的话，告诉他：“马家沟生产队长家有一个笔筒，看起来像你说的红山文化玉器。”郭大顺一听很兴奋，第二天就赶往15公里外的马家沟生产队。
进了马龙图家，看见柜子上放着刘文彦说的“笔筒”。郭大顺一看，这正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玉器——马蹄筒型玉箍。忙问他从哪儿拾到的，马龙图把他们领到了当地村民叫“西梁地”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这片山冈上的彩陶碎片和泥制红陶俯拾皆是。
后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用来垒猪圈砌院墙的石头堆竟是埋葬红山先民的积石冢，积石冢旁里外三圈用石头垒起的土台竟是祭坛，在“西梁地”北面不远处，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女神庙。2010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一个埋藏在地下5000多年、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就藏在这方圆50多平方公里的万亩油松下。
从此马龙图被请进了红山文化牛河梁工作站。马龙图去世后，马瑞增又接过了父亲的班，一直守望着牛河梁。
以前，牛河梁遗址就是一片荒野，现在女神庙展示工程——玉匣已经完工，“第二地点”冢与坛的保护工程——“变形玉猪龙”也正在施工中，两年后，牛河梁即将正式“申遗”。马瑞增对牛河梁的每一点变化都如数家珍，对牛河梁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倾家荡产做“文物的朋友”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哈尔套镇是一个偏僻乡镇，但却陆续发现了文物遗址点32处。提到这32处遗址点的发现，彰武县文体局的李忠福说：“那得感谢我的文物朋友。”
李忠福说的“文物朋友”叫闫广化，今年78岁，家住哈尔套镇新发村东大窝堡屯。童年时给地主放猪，10个手指冻掉6个；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帮助下结婚并育有4个子女。老人对文物保护的热情多年不变。1979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他就主动找到普查队员提供线索。上世纪80年代又帮文物保护部门发现许多文物遗址，其中有2处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立上“文物保护牌”后，老人一直看护至今。
老人生活困难，多年住在三间土坯房里。文物贩子到他家里去买过、盗过、抢过，但都没成功。他把100多件文物都交给了县文物管理所。文物贩子骂他：“你傻啊？都穷成这样还把文物捐国家。”老人说，“我想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这个小镇是咋走过来的。”“三普”时，普查队长再次走进他家时，土坯房换成了红砖房，但墙缝还没抹，老人说：“没钱买水泥了。”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术石向记者介绍，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不断深入，“三普”已经不仅仅是“三普”队员的事了，很多热心群众也积极参与其中，为队员提供线索，提出保护意见，还将他们发现的珍贵文物捐给国家。
为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大连市启动了“大连市民推荐文化遗产活动”，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响应。日本警察所旧址、庄河战国时期的瓮棺墓群等比较重要的文物新发现，都是最先来自于市民提供的线索。
在丹东市，一位71岁的农民家里有一个古代磨米的石臼，他坚决不卖，主动把石臼交给了国家。“三普”队员在东港市孤山镇谷屯村进行普查，村民姜波听说后，主动将自己捡到的9件文物捐献出来，这些文物填补了东港市文管所收藏新石器时期骨器的空白。
应给文化保护区民众适当补偿
辽宁朝阳市区不过30多平方公里，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范围56.2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90.25平方公里。如此大范围的保护和建设控制，势必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而牛河梁又是资源富集的宝地，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资源丰富，当地老百姓告诉记者，在山上随便挖个坑就能出一吨矿石，用炸药炸一个坑就能“炸”出来千八百元。近几年，朝阳市为了恢复牛河梁的生态环境，关停了建平、凌源两县（市）3个乡镇38个个体采矿点，7家铁选厂、碎石场等企业；抓捕了26名动用大型机械，使用爆炸物品，在位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内的非法开采铁矿石的犯罪嫌疑人；追究了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投入上亿元，回填矿坑，恢复植被，保护历史文化遗迹。
朝阳在辽宁是一个贫困市。建平县富山镇张福店村距牛河梁遗址仅1.5公里，这个村的村民多年来一直守着这个“金山”不要。在村头，记者看到“严禁在红山文化保护区非法采矿”的大幅标语。村民们希望，牛河梁“申遗”后，能给大家带来好日子。牛河梁遗址管理处处长曲福丛认为，应当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牛河梁遗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
“辽宁东部山区是中部城市群的生态屏障，为了调动群众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省政府从2008年开始就对因生态保护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16个县进行生态补偿。” 有关专家问:“既然保护生态可以补偿，那么，朝阳市各县为了给闻名世界的文化遗产让路，控制了90多平方公里区域的建设地带，可不可以给予一定补偿？”
辽西绥中县永安堡乡是省级贫困乡，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农民致富途径有限。然而，在当地，有万里长城中少有的未经现代人工修缮且保存完好的“野长城”，在锥子山主峰上，还有“三城聚汇”的长城奇观。为此，绥中县制定了“开发永安长城景区，打通关内外旅游大通道，引游客出关”的战略，预计全部建成投入运行后，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门票收入2000万元以上，旅游收入5000万元，拉动相关产业收入2亿元，新增导游、宾馆服务、餐饮服务等就业岗位3000多个。
“开发利用景区造福当地百姓是一个好主意。”也有专家表示了担忧，“但是，永安长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保存得非常完好，部分原因是人迹罕至。如果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会不会造成文化古迹新的破坏呢？”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做客人民网谈文化遗产保护时说，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传承，让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完好无损地、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这才是每个时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