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把政府推动和企业经营看做如今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方式，文化类基金会的出现，则被视为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的第三种力量。运用国家政策、调动社会资源、采取专业手段，基金会能够完全根据文化自身发展需要启动项目，弥补尚未被关注的文化“漏洞”，“把社会资金用在刀刃上”。在文化发展繁荣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在文化人和社会各界的期待中，国内的文化类基金会近年来蓬勃发展，但作为新生事物，各种缺陷和不足也在发展中显现。文化类基金会的发展如何克服瓶颈，真正彰显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力量？本报记者在近期进行了深入采访，试图揭开这“黄金话题”的一角。
自从卸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当上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后，姜昆更忙了。4月末的周六，一大早他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然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京郊高碑店某文化产业园谈项目，临近中午，则是与朝阳区的领导会面——希望能争取到一块地皮建立相声博物馆。
“我把这几年国家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看成一次机遇，这个机会抓不住的话，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就会有问题。”姜昆告诉记者。
“创新文化内容形式；研究设立国家艺术基金……”“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将设立艺术基金提到了国家发展的层面。这被看成是反映了文艺界多年的心声，更多人相信这为文化艺术类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就在今年3月29日，故宫博物院宣布，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这个由王石、万捷、刘长乐等8位企业家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资金为1600万元，它开启了国内国家级博物馆在吸纳社会力量和制度管理创新上的先河。紧接着4月7日，国家博物馆成立了“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为新国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思路。
“文化繁荣必定会带来文化类基金会的繁荣。”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晔认为，文化类基金会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种力量
2009年11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即将在河南安阳落成开放，但不菲的开幕仪式花销让当地政府有点挠头。此时，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下属的甲骨文建设发展专项基金会毛遂自荐，愿意筹办开幕式的活动并募集资金。
开幕式上的中国文字服装艺术展、中国文字刻瓷艺术展让人赞叹。更令当地领导诧异的是，原来需要政府出面花钱办的事，这次一分钱也没花，还举办得很成功。
“有些事政府难办到，企业也难以办到，基金会把两者联结了起来。”蒋晔说。当时的募捐工作正是他牵头完成的，面对当地的十几位企业家，他分析了基金会的免税等多种政策，听完他们就开始捐款、捐物，很短的时间内就筹到200多万元。“很多企业家是第一次了解基金会的概念，此前一直以为是政府强迫的摊派。我告诉他们基金会募捐是自愿的，国家通过免税政策来鼓励企业投入公益事业。”蒋晔说，免税使企业在不损失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投身公益，提高社会知名度。
作为社会组织，基金会是对为发展某项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进行管理的机构，通过无偿资助，促进科学、文化、教育和福利救助等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十年一大步。第一阶段是以宋庆龄基金会为代表、名叫基金会的政府组织。由于带有较重的官方色彩，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基金会。
上世纪90年代，诞生了第二代基金会——由政府出资主导，同时吸纳社会资金的公募基金会。政府希望通过基金会的渠道来募集民间资金，以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或者扶助相应的弱势群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一批较为纯粹的基金会，其中如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在成立之初由曹禺先生出资，此后则完全依靠国家政策募集资金。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地方性的公募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的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其中的代表。当年，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北京要吃文化饭 文化要吃市场饭》，为北京发展文化产业定调，随后，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了第一个文化基金会。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财富增加使得社会力量设立基金会的呼声渐高。 2004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确立了基金会的新分类方法，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为公募基金会，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则为非公募基金会。
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官方背景较弱，独立性更强。而在具体规则上两者也有区别，条例里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则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如果把公募基金会比喻成过路的河流，那么非公募基金会就是不断蓄积的水库。《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使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得以走向高潮。
2008年被业内人称为中国基金会元年，因为从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此前，免税比例仅为3%。这一比例的提高，大大刺激了社会捐款的积极性，使得各类基金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文化类基金会 何以多“积贫积弱”
尽管具备了历史机遇和社会环境，但目前文化类基金会仍普遍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在民政部发布的基金会2008年、2009年年度检查结果公告中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类别里，文化类基金会占了一小半。“文化部业务主管的基金会共有11家，2009年的年度检查工作中，有5家合格，2家基本合格，4家不合格。”文化部社团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里的规定，年度检查不合格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还可撤销登记。
“年检不合格，主要原因就是得到的捐赠资金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表示，筹不到资金就无法开展文化项目，而且资金基数减少，办公经费就肯定会超标。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超标就不合格。在刘忠祥看来，救灾扶贫的慈善基金会像是雪中送炭，而文化类基金会更像锦上添花，目前捐赠的人还不是很多。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对此也感受颇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起因是一个香港企业家捐助200万港元希望用于文物保护。但是，成立之后便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05年，民政部找到该基金会主管部门国家文物局，希望能运作起来，不然这个“国”字头的基金会就会面临被取消的命运。
刚刚从公务员退休的马自树被“赶鸭子上架”般地接受了基金会理事长这一重任，当时他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原始基金不够。《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而当时文保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仅有200万港元。于是，他去跟国家文物局要钱，但文物局为难地表示“没有这笔开支”。为了通过年检，马自树只好四处借钱，向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借200万元，向文物出版社借200万元，借钱成了当时的一个基本工作。窘境一直持续到2008年，马自树尝试着给财政部写了一个报告，“讲基金会有多困难，如果被取消会很可惜”。没想到，财政部真的拨下一笔巨款：600万元。“原始基金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马自树笑着回忆。
2010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募集到账额度达到1300多万元，是历年募集到账资金总和的1.8倍。这是一个丰收年。“但还远远不够。皖南的古民居被白蚁蛀空急需治理，需要几千万，基金会没有这样的能力。类似这样需要保护的文物还有很多。”马自树说，虽然国家在2008年就把免税额度提到了12%，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目前仍沿用着3%的比例，提高标准需要等待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审定，这给募捐带来了很大麻烦。
直到今天，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和田汉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目都还没有达到要求。这两个基金会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始基金均为210万元。《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在2004年以前成立的类似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名人基金会要重新登记为“非公募基金会”，而注册在国家民政部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要达到2000万元，这成为它们年检屡次无法合格的重要原因。
不光是这两个基金会如此，目前国内的名人基金会都存在着生存困境。由于名人基金会通常是为某个艺术家而设立，存在局限性，所以这些基金会往往靠卖画募集资金，而这无异于“卖血”。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一组调查显示，如今募捐最为困难的就是名人类非公募艺术基金会。对名人基金会最大的支持，多来自家属和名人的学生、朋友，企业的支持非常少，即使有，也多是资助某个具体的展览活动，目的是为了企业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相比之下，姜昆的工作顺利得多，上任伊始就为基金会带来1600万元的专项基金捐款,但他也感到要钱不易。“首先要心诚，还要能放下架子、拉下脸子。”姜昆说，以前别人请自己吃饭，现在自己得请别人吃饭，以前可以耍耍大牌，甚至讨价还价，但是跟人要钱就完全不一样了。“说句实在话，如果说我姜昆办点事，搞个画展或者开个相声专场，要点钱很容易，如果要给公家要钱，这难度要加上三倍。”他深有体会地说，只有耐心、坚持不懈，才能抓住机会。
专业加规范是一剂良药
2006年底，孟海东从德国回来接任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时，基金会的资金和管理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他首先做的就是成立专项基金会。北京市的文化发展规划前景与自己多年的德国使馆工作经历，让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代艺术。于是，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798艺术基金、艺术北京基金、中国现当代艺术文献基金、中国设计基金、北京国际艺术品基金先后成立。“以前基金会是先策划后拉钱，找不到钱活动也只能作废。而成立专项基金则是先有钱后搞活动。”孟海东说，这种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使基金会迅速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专项基金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专款专用，集中团队力量办好一件事。”蒋晔说。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提出“专项基金”概念的基金会，目前已经成立和正在申请的专项基金有将近60个。
缂丝文化公益基金是新近成立的专项基金会，管委会主任曹美姐现在需要经常坐火车往来于江苏和北京之间，但她仍乐此不疲。在国内4位缂丝传统工艺大师中，50多岁的曹美姐是最年轻的一位，并在江苏成立了自己的缂丝公司。尽管她竭力呼吁保护与传承缂丝技艺，但一个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今年3月，通过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审批，曹美姐拿出20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成立了缂丝文化公益基金。“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国家级的专项基金会，我们的平台变大了，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了。”如今，曹美姐正努力争取社会资金的捐助，以建立中国缂丝博物馆。“很多人通过媒体宣传知道了基金会，还主动把家藏的珍贵缂丝老件拿给我们看，希望今后能够存放在博物馆里。”曹美姐看着这些宝贝激动地说。
“文化类基金会发展缓慢，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内部管理。” 刘忠祥坦言，文化类基金会运作的专业性不够，因此在项目选择、评估、宣传中容易出现问题，难以打造品牌项目，产生品牌效应，就直接导致了捐赠者少，而这又造成基金会不会雇佣高素质的人才，继而再影响到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马自树初到基金会时，对这个准金融机构一无所知，只能边干边学。如今基金会通过连续3年举办“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已经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但马自树还是有些遗憾，“说句老实话，我们做的还不够，基金会里以一些退休的人居多，没有那些年轻人能折腾。”
“文化类基金会的人才结构的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基金会除有学术性、研究性人才，也应具备经营、管理性人才，包括理财性人才。”文化部社团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综合性人才，多举办一些有影响的文化类公益活动，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树立其公信度，这样基金会在募集资金方面就会顺利得多。
新近出版的《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一书里，旅美学者卢咏也谈到了现代管理的问题，她在书中指出中国民间公益机构要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提高专业化水平。在美国，非营利机构是私营机构，像商业公司一样采取现代管理方式，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竞争。
“在这一点上，非公募基金会拥有绝对的优势。”蒋晔表示，非公募基金会的掌管人是企业家，因此整个团队的服务意识很强、效率极高。
“根据从民政部了解到的信息，今后成立公募基金会可能有一定的限制，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条件会相对宽松。”文化部社团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点在基金会的数量增长上得到了体现，到2010年10月，全国登记成立的公募基金会为1001家，非公募基金会达到924家，自2005年以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公募基金会，并且逐年加快。
然而文化类非公募基金会还未真正崛起。原因是由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主要围绕企业的战略发展开展，目的是提升企业形象，所以较多地放在慈善救助方面，文化类的项目较少；而且作为文化类基金会依托的主体，我国的文化类企业目前的发展规模还较小，没有足够实力筹建运作基金会。“但可以预见的是，非公募体系的文化类型基金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蒋晔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