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商、剧院和票务公司:演出票价降低有道吗?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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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演出票价又现上升之势。

    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年初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各类演出总平均票价201元,与前年同比略有降低,但是,大型场馆演出的平均票价达到772元,比上年平均票价637元上升21%。而且,假期高票价现象尤为突出,动不动就标到1980元、2080元。

    动辄上千元的演出,不只在北京,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比比皆是。此外,剧院、剧场、音乐厅等虽然场地较小,票价也不低。坐席稍好一些,就要花费五六百元。

    针对此种现象,演出商、剧院和票务公司,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演出商

    不赚钱,成本在上升

    “看一场演出,要花去月收入的1/5,甚至一半。”只要一说票价,不少人都会这样算账。特别是拿同样的演出,对比国外的价格,以及演出票价与居民收入比,人们会觉得,现在的演出票价有些离谱。

    但问题如果抛给演出公司的老板,他们大都会回答,价格实际并不高,而且演出公司还没赚到钱呢!

    “吴氏策划”是一家专门运营中外演出的公司。总经理吴嘉童对高票价深有感触,北京音乐厅的场租已经由3万涨到5万,邀请一家普通乐团的演出成本最起码是15万,吃住行最少也需10万,如今的宣传费用少说也要10万以上,不然在演出市场连个声响都听不见。这就已经花出去40万了,而演出商还没赚钱呢!假如卖出去1000张票,每张门票平摊所有的费用,就应该400元一张。在音乐厅上演一场交响音乐会,票价最低一般是80元,最高是800多元,平均价格正好是400元。加上演出商的利润,450元左右的票价自然就成为平均票价。这样的演出当然最需要赞助,而对赞助商的回赠是演出票,赠票主要用于邀请他们的客户和关系户,所以他们都希望赠票的票价定得越高越好,让受赠者心理得到满足。

    事实上,许多演出有相当一部分是赠票。真正买票看演出的观众,买的都是居中价位的票。尽管每场演出都有所谓低价票,但因为坐席实在过于边缘,依照业内人士的话说,这种门票他们是绝对不买的。

    据介绍,以上所说成本还只是普通演出中的低成本。如果是名团,或是有名人上场,成本就会翻几番,花个上百万元广告宣传费是常事,这也是一些“天价票”的来历。

    大剧院

    预期高,带动高票价

    虽然我国注册经营演出的公司众多,但由于演出成本提高,许多公司经营严重亏损。因此,一些有制作或引进能力的剧院,就拥有比较大的定价权。因为他们拥有剧场,比较容易控制演出成本,可以决定票价水平。

    国家大剧院,以每年800场以上的演出量,雄踞演出市场榜首。据国家大剧院市场部部长王威介绍,3年来商演收入9.1亿,平均每年都在3个亿左右,全年商演的平均票价是375元。如果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大剧院的整体票价水平其实还有所降低。

    他说,国家大剧院有一套严格的定价体系,不会随市而涨,500元以下的中低档票由开业时的72%已上升到83%,而300元以下的低档票也从43.96%提升到52%,因为大剧院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据介绍,大剧院的票价制定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剧目成本,因为每年的演出量巨大,所以更容易引进剧目,成本控制也不错。二是利润率的期待,他们定的是30%的毛利率,刨除运营费后的纯利润就很微薄了。三是数据库支撑。一年售出大约270万张门票,270多万人次的观看偏好以及其他信息留在这里。这些数据让他们对剧目的价值和市场的接受程度,有着准确客观的认识,有利于科学定价。而一般演出公司恰恰缺少这样的数据系统和专业分析。

    不少剧院和演出公司对演出利润率期待往往过高。有的则是对自己经营的剧目没信心,于是卖一张是一张,一锤子买卖,自然得定高票价,这样只要吆喝出去30%—40%的票,就有得赚。这样一来,虚高票价就产生了。

    票务公司

    代理费,份额并不大

    在演出票价虚高的质疑声中,一种意见认为,票务公司代理费所占份额增大是重要原因。

    对此,中演票务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琛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演出利润上,票务公司所占份额并不大。以中演票务通为例,票房好的演出,比如张学友和王菲,他们的代理费只占票额的5%—6%,最高的代理费是滚石乐队,也不过是8%。公司业务遍布全国,投入成本比较高,市场压力也很大,仅靠票务极难维持。

    据介绍,如今经营票务的小公司很多,系统不统一,互相竞争,重复建设,确实存在一些代理费在票额中所占比例偏高的情形。不过,即便如此,票房好的演出,一般也就占到8%到10%左右,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那些演出,尽管票务公司可以占到15%,但依然不好卖。票务代理费所占比例与票价高低无直接关系,还是市场行情在起作用,尤其是明星演唱会。

    文化部市场司的有关负责人说,对于进入市场的商演,尤其对那些特殊群体消费的高价票,文化主管部门不能干预其价格,只能靠市场本身加以调节,我们只能保证那些大众必须享受的文化服务,所以要运用各种方式鼓励并支持低价票、学生票和公益性质的演出。

    如何降低票价,吴嘉童说,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歌剧院一类的文艺院团都是靠政府全额拨款养活,不以市场营利为目标。比如,科隆歌剧院是举世闻名的剧院,政府每年向歌剧院拨款5000万欧元,所以演出的平均票价仅40欧元,而德国人月平均收入为3000欧元;巴伐利亚歌剧院每年所获政府拨款大约有7000万欧元到1亿欧元左右,票价自然也不高。

    “纯粹的歌星演唱会,其票价多少应该由市场决定;但本由国家拨款支撑的国有院团,让大众享受其演出服务是目的,票价就不该跟着市场转,更不能一门心思去营利。”吴嘉童说。

 

    演出票价高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同时也折射出演出市场运营的粗放与失衡,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这需要各方共同探索、思考。无论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文化市场消费,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把他们的文化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才能赢得市场,迎来文化繁荣。期待高票价能渐趋理性,别再让金钱把大众拦在艺术大门外。

    ——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