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开明.江海文化论坛24日—25日在宁举行，如何在当今的国家竞争中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快速恢复和强劲增长令世界瞩目，但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足以让中国在世界面前精彩亮相吗？
没有文化的凝聚力，就没有“我们”
“所有快速崛起的时代，都要首先面临共同价值濒临崩溃的危险。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如是说。经济高速发展对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得原有的共同价值观涣散，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降低，而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失范、诚信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和文化失落相关。
朱永新进一步阐述说：“没有共同的神话与历史、英雄与传说、图画与音乐、诗歌与小说，我们就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也就没有对未来的共同愿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自身文化认同，没有文化的凝聚力，就只有‘我’而没有‘我们’，我们的社会就只有一群乌合之众。就像论坛主题‘复兴中华文化，构建核心价值’，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才能在世界的洪流中不被冲散，始终是一家人。”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持相同观点。他提请大家注意几个微妙的现象：北京奥运会前，世界对中国赞誉有加，奥运之后，却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焦虑，担心中国冲击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在姚明和章子怡之后，文体明星对出国发展不太热心，因为中国市场大到足够其发展，很多国际品牌把中国作为未来的主要市场，请他们代言，一些跨国集团的全球化战略核心就是做好中国市场；好莱坞越来越关注新兴国家，《功夫熊猫》、《里约大冒险》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分别以中国、巴西和印度为题材……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人们行为的依据，而在中外两种力量的碰撞中，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至关重要。
但和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个门类则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2009年版权的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为10：1。对此，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的解读是，中国要有世界眼光，文化交流必不可少，但“入超”同时表明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面前非常弱势，这会影响国人对中外两种文化的认同感。所有先进国家都采取文化立国的战略，就是因为文化具有植根人心的力量，而先进国家文化的全球化，则给后发国家造成了最严峻的挑战。
西方一位政治家很久以前说过，“中国只出口电视机而不出口思想观念，难成世界强国”。这话或许过于武断，但是指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如何超越“暴发户式的审美”
今年初，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滚动播出，在美国高校巡回演讲的外交家吴建民特意询问了一些美国人，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只认识姚明，估计其他人都是中国的精英，但不明白形象片要表达什么主旨。吴建民认为，这种隔阂不是源于拍摄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源于文化和审美问题。
谈到当今文化的弊病，论坛上，多位专家引用了冯骥才的“暴发户式的审美”的说法：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地仿三下，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作“现代秀”……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
我们对文化交流最易感知的是电影。2010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超过100亿元人民币，3年来以30%的增幅发展，然而好莱坞2009年全球总票房就达到299亿美元，其中差距显而易见。
“更需要沉思的是，票房飞增的背后，文化的负载空间是厚重了还是轻薄了？文化软实力是否托举起时代的使命，达成文化与产业的和谐？”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说，“中国大片文化品位的沉落和中、小商业片的泛娱乐化，是中国电影亚健康的两种症状。”娱乐是电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娱乐性不能无限膨胀，放眼全球，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各国均强调电影的本土性，即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中国电影产业应该有内在的文化驱动力。
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过度商业化使文化遭遇灭顶之灾。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剧努力振兴，但全部曲目加在一起还没一部美国大片卖得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电视天气预报里；女子十二乐坊不是回归古典，而是超级女声的丝竹版，古典艺术的商品化……这一切都可以用德国美学家本雅明的名言“韵味在震惊中四散”来形容。
著名书法家言恭达接受采访时提到了文化自觉——善于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联系实际，并尊重和吸收他种文化，建立一个时代特有的人文精神。他认为，要突破“暴发户式的审美”，就绝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要与时俱进，激浊扬清，倡导全球各种文化有共生的平等机遇。
向历史叩问前路，用传统滋养未来
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如果中国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就必须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要与世界同行，就必须问自己：我是谁？我和别人（如西方）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文化能对世界起到什么独特作用？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接续古希腊的文化传统，欧洲就走不出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吸收国际先进能量的同时，也应该从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获得智慧。我的理解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助于矫正西方文化‘征服自然’倾向，人文精神有助于矫正科学至上的偏差，‘和而不同’有助于调整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敬祖重人伦，崇德尚礼仪，有助于改善西方文化物欲至上、人情淡薄的状况。这样的中国形象，有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
干了一辈子外交的吴建民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的体会。他说，今天世界如此发达，主要是西方文化的贡献。但西方文化基于基督教文化，善与恶、正统与异端，天堂与地狱水火不容；西方人走向世界时总以为自己肩负传播文明的使命，总要让人家学自己的模式，当今世界的问题，相当程度上与西方文化的短处有关。中国文化当然有弊端，但是它多元和谐，为处理世界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一个强国，奉献的就不能只是中国制造，还应该有中华文明。
而张颐武则从中国落后挨打但赢得独立与发展的近现代史中提炼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我们争取独立和富强时从没欺压和掠夺过其他民族，而是和弱者共同奋斗，即“扶弱抑强”；中国一方面顽强抵抗侵略，一方面以宽恕之心不计宿怨，即“以德抱怨”；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从不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即“和而不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