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因素成文艺批评最大困扰

    批评界整体有缓慢的进步

    近来，很多媒体针对批评界的现象连续发力，《文艺报》开辟“倡导优良批评文风”栏目，《人民日报》刊发《文化批评，拿什么来拯救你》等批评文章，显示出对于批评界的关注与期待。而《文学报》新近推出的两期“新批评”，连续刊载了对贾平凹的《古炉》和郭敬明的《爵迹》的批评文章，接下来的第三期还将发表关于王安忆新作《天香》的批评文章。就像平静的湖面投入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此举在批评界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引起了诸多反响。

    评论家梁鸿鹰谈到，近年来，大家对文艺评论有意见，最重要的问题是批评匮乏，尤其是指名道姓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更少。“文艺批评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和建设性建议，对文学创作不利的东西，敢于出来说自己的观点，撇开人情因素。”可是梁鸿鹰也坦承，中国是一种乡土化、人情化的社会，现在谁也逃避不了当下的社会环境。评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不高，发出来的声音受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读了作品，又愿意冒着被别人排斥的风险来说出自己的见解，这对每位评论家都是考验。 

    梁鸿鹰的观点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认同。评论家雷达说，人情障碍确实存在。中国是个巨大的人情社会，无论是新闻还是司法，很多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雷达提出，评论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症结之一，由于《文学报》的推进，可能会使每一位从事批评的人都反思自己，同时加强勇气和胆识。

    批评的独立性成为评论家们的关注点。评论家何向阳认为，批评家必须在价值观当中做出自己的界定、选择和判断。《文学报》的“新批评”倡导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文学批评定位非常好，但她认为应该再加上三“性”，即公正性、学理性和独立性。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和建立批评体系和伦理体系。不能说你请我看书或者请我开会，我就一定要说好，不应该有这样潜在的伦理体系。”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这些年批评的重要问题在于简单的认可和简单的解释，导致批评缺失了标准，缺失了原则，缺失了评论家自身心目当中的文学标准。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坦率直言自己作为作家的感受：“无论是我自己的作品讨论会，还是其他作家的作品讨论会，我觉得批评家的批评的准备不足。”他分析，准备不足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会议太多，评论家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或者对某种作品有长时间的准备；二是批评家跟被批评者之间的交流不够，批评不到点子上；三是大概与参会的评论者形成的圈子有关，感觉批评家的声音比较一致，水平、能力、口气、观点、立场都差不多。何建明指出，批评家的水准和能力的提高确实有待重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为了文学共同的目标，可以坦诚地进入一种非常合理的形式，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不要简单的认为批评就是坏事，或者是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认为，批评界还是有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在于评论家不屑于光说好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