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在谈文化软实力，文化在软实力的竞争中，不仅牵扯到国家的利益，也牵扯到我们每个个体的身份认同。影视则是这种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影视如何走出去，怎么样走出去，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什么影响等，都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前，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业界、学界的专家、学者200余人，以“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专题研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以及目前影视相关学科教育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成为了会场热议的话题。
电影：走向世界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从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走出去开始，中国电影在世界的舞台上获奖频频，越来越闪光。然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却着实不怎么给力。甚至有人戏言，现在的各大国际电影节仅仅成为了中国电影明星们“走秀”的舞台，而很少有足够分量的中国电影真正能通过这些平台走向世界。
“这两年印度电影在做海外扩张，走市场化的道路，通过兼并，扩大市场主体。而中国电影目前几乎没有跨国主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合拍是中国电影向世界市场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要想走向世界，一定要用合作的方式。他呼吁更加开放的合拍，而目前的合拍仅仅局限于内地跟香港的合拍，数量还非常有限。
尤其是今年中美电影协议签订以来，国产电影迎来了“与狼共舞”的时代，3D、IMAX、IMAX3D，在这些方面，中国难以与好莱坞竞争，这也是好莱坞所设的非常高的门槛。“没有三五年的时间，这道技术门槛无法跨越，所以目前我们要进行错位竞争。”尹鸿认为，需要在电影中突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现在国产电影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普世价值匮乏、多元文化不足、中国视角模糊。
“但是，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完全倾向于好莱坞电影。”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认为，最好的电影应当是艺术美学和商业美学互补。无论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还是文化发展的角度，我们都要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不能以好莱坞的美式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电影。
电视剧：需探索更真诚更接地气的方式
在总结回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今年上半年的收视情况时，频道总监张子扬说，2012年上半年整体收视还比较好。最近一年多，当代题材、现实题材，“接地气”的电视剧所表现出的收视率都不是问题。而与之相反，很多宏大的年代戏，收视却不是很看好。“一方面，受众群有固定的观看习惯在里面，另一方面，宏大叙事的那些电视剧本身就不具备很好的审美价值。”他说。
“像一些影视作品中所表现的嗜赌如命的赌徒、风餐露宿的车夫、贫穷破落的小贩、流浪街头的乞丐，他们是一群被历史遗忘的人，可恰恰是这样的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变成了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力量。”贾磊磊认为，对人的终极关怀是文化价值观争夺的制高点，个体的情感取向是体现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而这些，带给央视电视剧频道的启示是，在编播特色上，在题材、比例上需要谨慎思考。近一年多以来，央视电视剧频道一直在加大定制剧的制作，包括现在正在热播的《木府风云》，以及下半年还会播的现实题材的《劝和小组》，还有《唐山大地震》电视剧和《钢的琴》电视剧等，都在注意与观众收视习惯的“贴近性”。
“现在的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所谓的视觉感官的刺激，大家所看到的全部改了。在垓下，刘邦围着项羽了，说：第一，你跟我认个输；第二，你把虞姬还给我，我放你回江东。一下子就把这么一段厚重的历史戏说为两个男人抢一个女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讲到目前一些影视作品不尊重历史，随意篡改史实，很是揪心。“祖国的历史不是一团橡皮泥，要怎么搓捏就怎么搓捏。”他认为，我们民族的艺术大厦是靠一部一部经典、一代代的艺术家当支柱，把它支撑起来的。如果这些支柱拆卸了，将来就会塌陷。影视作品说到底应是以质取胜的，而非以量取胜。
我国作为一个电视剧年产量超过1.5万集的国家，电视剧出口逆差的情况却一直存在。并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原有的港台市场萎缩，如何拓展日本、亚洲、欧美市场，是摆在电视剧创作者面前的严峻问题。“我们需要在电视剧的制作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进行提升。”辽宁师范大学讲师付彬彬建议，在电视剧内容上，要贴近国际化的价值取向，贴近真善美的道德意识；在电视剧形式上，探索季播、系列剧等多种形式。
纪录片：期待有进一步的突破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纪录片的春天，那么，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丝路》、《工程奇迹》等的热播，2012年的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让纪录片这个长久以来被观众忽视的影视主体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接受观众的检阅与讨论。
“与新媒体一比，我们的电视纪录片又有很多差距。”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以崔永元的《我的抗战》为例，这部纪录片在搜狐的点击量达到了4000万，可见播放渠道对于纪录片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就内容来说，中国纪录片目前很大的问题是缺少多样风格的发展，容易陷入一窝蜂的态势，而这往往使得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大大减分。
有参会学者提出设想，中国未来纪录片的发展应该在“国家—媒介—社会”的框架下互动，纪录片的生产方式应该以“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方式共存。
“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国纪录片的同时，也在把外国人请进来拍摄他们眼中的中国，比较早地请进来的是境外的媒体。”华侨大学新闻系主任郭艳梅认为，请进来的队伍里也应该加上“境外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这里所说的“境外生”指的是那些在国内高校学习的华侨、华人、外籍、港澳台地区的青年学生。“境外生绝大多数出生成长在自己母体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中国内地拍摄纪录片时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旁观者，他们能够很冷静地旁观当今中国内地社会变化，发掘变化背后的思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