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冷水、吃干馍、与十几名找不到活干的农民工在北京大屯路附近的桥洞下住了三天三夜。这段经历让年近60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作家何香久难忘。“那是2012年下半年，因为要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的长篇纪实文学，我便以‘寻找在北京打工的侄子’为由和农民工接触。正是这次体验生活，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群体的文化生活比物质生活更贫瘠。从此我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护。”何香久说。

3月5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文艺界委员小组会上，听完何香久的讲述，几乎所有人都为之感动。“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的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正遭遇着文化的尴尬。他们既不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也难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者。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流出地管不着，流入地不愿管，呈现了孤岛化、边缘化、沙漠化的现象。”何香久忧心忡忡。

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随迁子女1277万人。何香久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六成以上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文化生活状况深为不满，八成以上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睡觉”“闲聊”“玩手机”，或者逛街、打麻将，四成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一本书。

本次政协会，何香久准备了《让农民工享受更多文化权益》的提案，他说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缺失不仅仅是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社会问题，自己必须要为农民工的文化生态进一言。在他看来，城市大部分的文化生活，如剧院演出、电影放映等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存在的，消费成本高使低收入人群的农民工望而却步。城市中对市民免费的一些文化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虽然都免费开放，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人们对农民工身份产生的偏见甚至歧视，使农民工走进这些场馆时会有心理隔膜，因而鲜有人问津。“沙漠化的文化生活、封闭式的人际关系，已经让农民工与城市格格不入。”何香久说。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需引起重视。如今六成以上的农民工是“80后”“90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要求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对文化生活表现出高渴求。

为此，何香久建议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将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纳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范畴;强化面向农民工的文化管理职能，构建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和表达机制，提高农民工社会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的特点，同等对待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为农民工“量身订制”文化服务，扩大对农民工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和供给;在政策导向上，形成政府投入、社会捐助、企业参与等多种投入并举的利益协调机制，由各级政府承担起公共资源保障的责任;在农民工生产生活密集区配建固定文化设施，在农民工临时性聚居区配置流动性、临时性文化设施;以城市社区为载体，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让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文化之中;免费培养农民工中的文艺骨干;逐步建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