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汉学家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叶  飞

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目前正在举行，河南郑州班的研修甫一结束，北京班又将开启。今年，共有58个国家的112名青年汉学家参与该计划。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中国的，除了视角独特的汉学研究课题，还有一段段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蔼孙那檀（美国）：

“我把发大财的愿望放弃了”

“大家都说，如果会中文，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发大财。谁不想发大财？我就开始学中文了。”蔼孙那檀的中国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那时候，他刚上大学。

通过交流生项目，蔼孙那檀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留学生宿舍楼里有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我是唯一的美国人。那宿舍好像一个小联合国，这次留学不但让我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也使我有机会走向世界。”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事件一度引发中美关系紧张。蔼孙那檀回忆，那段时间，在校园里，他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也受到影响。几个星期后，学校生活恢复正常，但这一经历给蔼孙那檀带来很大改变。“我把发大财的愿望放弃了，转而关注中美双方的文化理解和沟通。我本科读完东亚研究后，继续读了硕士和博士。”蔼孙那檀说。

    后来，蔼孙那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作为教授中国文化和中文的老师，我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帮助他们增长见识、扩展视野。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可能太骄傲，但说实话，我是乐之者。”蔼孙那檀说。

安娜（塞尔维亚）：

“来生仍愿来中国、学习汉语”

安娜·约万诺维奇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工作，她的中国情缘始于中学三年级。那年暑假，安娜在家里的藏书中读到一本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帝国女性》，这是安娜第一次接触关于遥远的东方国家的作品。“我完全入了迷。我疯狂地寻找其他作品，接着读了‘大地三部曲’等中国题材小说。在那个信息化程度不高的年代，寻找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你住在一个小城里。”安娜说。

安娜热切盼望找到一些介绍汉字的资料，但除了在百科全书里找到的几个汉字和印在茶壶、茶杯底儿的“中国制造”，别无所获。无奈之下，安娜创造了自己的“汉字”——把塞尔维亚语的拼音字母写成带有中国风格的字体。

中学毕业后，安娜考取贝尔格莱德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中文专业，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透过鲁迅、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家以及介绍中国当代国情的著作，安娜了解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大学三年级时，安娜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前往山东大学进修10个月。“到中国后，我并没有远在他乡的感觉，济南、曲阜、北京、西安都让我有回到故乡之感。亲眼看到的中国，铭刻在我的心上，在我一直存有的热爱之情上又添加了一份归属感。离别时刻，我万分难过，心里充满空虚感，因为我不知何时还能再到中国。”安娜表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00年，安娜获得了到北京读硕士的机会，一待就是10年。“如果有来生，我仍愿意来中国、学习汉语。”安娜深情地说。

谢赫（埃及）：

“没选中文系，老师发火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也有一个‘中国梦’。”埃及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说，“高中时，我的英语老师经常谈到中国，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埃及一样是文明古国。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到中国求学。”

谢赫报考大学时，这位名叫伊赫桑的英语老师推荐他选择中文系。可是，第一次看到汉字后，谢赫退缩了。“汉字很难写，也很难记住。”谢赫选了英语和德语。“伊赫桑老师知道后发火了，用了好几个小时说服我改报中文系。”第二天，谢赫想改专业时却发现报名时间已过。

结果却峰回路转，谢赫因半分之差没能考上德语系，调剂到中文系。“我高兴极了，学得特别认真，后来享受埃及国家公费奖学金留学。2001年8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我终于实现了梦想，来到了美丽的中国，来到一直向往的大学。”谢赫说。

谢赫在北京语言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回国后在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我每天认真备课，用最有趣、最有效的方法教授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分析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强大文化根基。”教学之余，谢赫继续研究中国文化。如今，谢赫养成了每天起床后刷微信的习惯，这成为他联系中国朋友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越来越明白中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谢赫说，“我可是在中国接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既然从小喜欢中国，就应该更加努力，让所学发挥更大作用。”

安藤润一郎（日本）：

“儿时便与中国结缘”

安藤润一郎的父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父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母亲研究中国文学。“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参加中国中央编译局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母亲在北京大学讲学，我和他们一起在北京生活了3年。”安藤润一郎“儿时便与中国结缘”，对这段难忘的往事记忆犹新。

安藤润一郎说小时候在中国生活的日子最喜欢看《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抗日题材影片，和小朋友玩“打仗”游戏时，他一定要当“八路军政委”。

后来，安藤润一郎逐渐明白了中国影视作品中“日本鬼子”表述和形象的根源，侵华日军的残暴行为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里刻下深深的伤痕。回国后，通过日本学校教育，安藤润一郎也理清了日方视角下的历史脉络，认识到过着普通生活的日本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以及致使近代日本走上对外发动战争悲剧之路的来龙去脉。安藤润一郎目前主要的研究课题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幼时的经历与记忆是他选择这一课题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