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而深度贫困地区又因其历史、经济、区位、环境等因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欠账多、基础薄弱、保障乏力，服务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为此，2018年度全国公共文化巡讲活动将最后一讲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邀请专家奔赴四川成都，围绕《贫困地区文化精准扶贫对策及建议》等专题进行解读和宣讲，来自四川乐山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共计45个深度贫困县的80余名文化干部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承办。

七月雪，八月冰

四川的深度贫困地区大部分地处高寒地带，其中相当一部分区域被视为生命禁区。

“由于所处地区十分遥远，在这些地区建设文化设施成本很高。这几年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除个别地区外，目前全州各地的两馆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但遗憾的是，有的文化馆舍虽然建成了，却常常被占用。”甘孜藏族自治州文体广新局扶贫办主任张勇表示。

虽然农牧区“七月飞雪八月冰”，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但这里的工作人员依旧坚持送服务到各族群众的身边。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图书馆副馆长仁青拉初说：“目前木里县已在113个行政村建立了图书室，但村民看书依旧很不方便，最远的村组到村上骑摩托车也要二三十分钟。”每到泥石流多发的季节，一些图书室会遭到损坏，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及时清理并补上新书。“现在县乡之间都通了硬化路，方便了我们的工作。过去道路不通的时候，从县上到村里骑马要走上一天。”仁青拉初说。

创新工作思路，花小钱办大事

设施差、活动经费不足，完善编制还停留在文件上……记者在与学员沟通的时候，面对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困境，很多人都表现得有些无奈和束手无策。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顾问冯守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金武刚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专家们表示，多年来为了扶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国家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如2015年底中宣部等部委联合实施了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各级累计投入近30亿元……但当下贫困地区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行政管理职能条块分割、项目设置交叉重复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尚待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动力不足、渠道不畅。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贫困地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其欠发达情况仍会长期存在。对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还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予以研究解决。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短板之一，就是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体系化程度不高。对此，冯守仁认为，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比如，北京市房山区实施山区教育搬迁工程后，当地文化和教育部门整合资源，利用腾退校舍建立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湖北黄石市将农村家族祠堂改造成为农村文化礼堂，并逐步发展成为群众满意度较高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整合资源有利于缓解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关键是能为我所用。”冯守仁说。

“从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仅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要积极动员、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金武刚说，引入社会力量不但可以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也能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目的。比如，上海市嘉定区推出的“百姓书社”服务品牌，其财政投入并不多，但通过引入社会力量——热心公益服务的家庭和个人，解决了远离城区的群众读书难的问题，并逐渐发展成为农村文化服务的新亮点。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专家们表示，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发达地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样应该注重覆盖面和适用性。

但是，“由于贫困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我们不但要提供精准服务，还要尽量做到一村一策、一乡一策、一县一策。”金武刚表示，“我们要经常思考群众需要的服务我们是否能提供，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否是群众需要的。在四川的深度贫困地区，居住着许多藏族、彝族同胞，我们能否提供更多使用他们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文化资源，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考量的事项。”

实现服务效能的跨越式提升，是推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核心任务。除了要在贫困地区积极推行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以外，大力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也是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代选择。按照相关要求，县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到2020年要基本具备数字资源提供能力和远程服务能力，而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县级文化馆网站开通率国较低，能推出微信公众号的更是少数。“公共文化服务不到手机终端不行，因为人们当下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发生了改变。”金武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