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考古学术价值座谈会在重庆市合川区举行，来自复旦大学、西南大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对钓鱼城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为遗址下一步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建言献策。
国内罕见的保存极其完整的
宋代衙署遗址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山上。在13世纪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八柱”之一，地势险要、控扼三江，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元铁骑的奇迹。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背山面江，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四级阶梯状分布。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第4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清理各类遗迹59处，出土器物标本644件。
考古发掘显示，遗址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为中心，环绕分布有门屋、景亭、台榭、截洪沟等。衙署建筑的蓄排水系统保存完好，有明沟、暗沟、蓄水池等，纵横交错、上下分层。此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
专家认为，范家堰遗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其规格形制、空间布局与南宋《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建筑高度吻合。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遗址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园林区的大水池规划科学、设计精妙，引、蓄、灌、排有机一体，填补了宋代山地大型水利工程考古发现的空白，是宋代城市规划思想、水利营造技术的真实反映。此外，遗址出土的铁雷片口、底、身及铸造痕迹完整清晰，为上下合范法铸造，经初步检测为白口铸铁，内填火药，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见证，为元宪宗蒙哥败亡钓鱼城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线索。因其价值重大，该遗址入选今年评出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坚持考古、保护、展示“三位一体”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辉认为，我国现存的与战争相关的遗址较少，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在宋蒙（元）战争中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有计划、科学性、系统性的长期考古发掘工作，为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提取了丰富的考古学信息，为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详细的实物支撑。
“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利用与湖南老司城遗址有相似之处：相关工作均由考古发掘单位统筹，考古工作贯穿了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全过程。遗址的活化利用工作还应该继续坚持考古、保护、展示‘三位一体’，只有联动开展，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说。
重庆市设计院院长徐千里建议，要运用国际化的视野推动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同时遗址的展示利用要尊重文物保护的内在规律和程序，避免简单粗暴地展示利用破坏文物本体。
“范家堰衙署遗址独特的建筑规制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衙署遗址，因此遗址周边应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工作厘清合州衙署与石照县衙的联系，进一步丰富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内涵。”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蓝勇说，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还可以申请以山地丘陵衙署内部结构研究为方向的社科课题，为“申遗”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介绍，当前，与军事防御和军事战争有关的世界遗产大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截至2018年，世界遗产中有126处与军事相关，其中非洲10处、阿拉伯国家13处、亚太地区28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3处，欧洲和北美共有62处。“钓鱼城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当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没有13世纪以抗蒙（元）为主要内容的军事防御设施，以该遗址为代表的南宋山城防御体系见证了宋蒙（元）战争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杜晓帆说。
专家认为，从世界遗产类型来看，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不仅是遗址，还是非常典型的由考古发掘印证的文化景观。遗址三江环绕、雄奇峻峭，其内还共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单独运用遗址概念不能全面阐述其历史文化价值，还可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对其进行更深入提炼，使其价值意义向山西五台山、杭州西湖这类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景观靠拢。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建议，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下一步要争取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应按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提炼受世界遗产专家认可的突出普遍价值。“在挖掘突出普遍价值的同时，还要注重遗产的地方价值。”白九江说，例如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中的水利工程，在突出普遍价值中也许不会被提及，但这既是南宋在战争时期充分利用水利资源的典范，也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在如今仍然散发着时代魅力和当代价值。此外，要把宋蒙（元）战争遗产、与战争相关的关联性遗产，如钓鱼山上的摩崖造像等宗教遗产对当时参与战争军民的心理作用，以及后续纪念性遗产，如忠义祠等纳入钓鱼城的遗产构成，使钓鱼城遗产空间上更成体系，时间和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完善。
（本报记者 李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