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来源:中国文化报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中期巡察侧记

古籍保护专家在福建教育学院做现场指导

“这些古籍普查志愿者工作态度认真、投入,且卓有成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边普查边对古籍破损情况做了摸排,并提出修复方案,可谓做了一个系统工程,这为下一步修复等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表示。

日前,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特邀专家陈红彦、黄显功一行对2019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福建行”(以下简称志愿服务行动)进行中期巡察。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自2015年开展志愿服务行动以来,依托社会力量,成功推动了受援地区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使多地一度停滞的普查工作得到有力推进。由于成绩突出,该项目还入选了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评选的“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2万册古籍中不乏珍品

今年福建的志愿服务行动主要在位于福州的福建教育学院展开。福建教育学院的古籍藏量在福建高校中的排名仅次于福建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包括民国线装书在内,其古籍藏量在2万册左右,其中不乏珍品。

清代的书院文化是福州一道风景线,其中的四大书院——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和致用书院更是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林则徐、陈化成等。同时,这些书院也累积了大量的藏书,但因历史原因,很多书流散至各地。“我馆收藏有正谊、致用两大书院的书,但尚未见凤池书院的书。此次志愿者在福建教育学院发现了数部凤池书院的藏书,足见福建教育学院古籍收藏之丰厚。”福建省图书馆馆长郑智明表示。

陈红彦在该院古籍书柜浏览时,也无意中发现了由民国著名藏书家叶启发递藏的《春星堂诗集》。此外,该院藏明崇祯监本《前汉书一百卷》、明天启五年朱氏花斋刻本《鹖冠子》等4部书当年曾收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能入选善本的一般是指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古籍。”陈红彦表示,善本一般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古代典籍。

借助专业力量摸清家底

王靖是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典藏部的工作人员,也是此次志愿服务行动的志愿者之一。在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组织指导下,自今年4月以来,她便与来自厦门图书馆、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的几位志愿者投入到福建教育学院的古籍普查工作中。除了处理本馆的工作外,还要兼顾志愿服务工作,这使她几个月来过得格外繁忙。“工作辛苦是一定的,但是经过努力,把四散于各处的成套古籍重新集合到一起,让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便很有成就感。整理好之后,鉴定、编目等工作开展起来就比较顺利了。”王靖说。

福建教育学院图书馆设有专门的古籍库房,也有统一的书柜,古籍库房内空调在夏季24小时开放,保护意识较好。福建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志刚表示,由于历经数次搬家等原因,这些古籍于1997年封存后便没有打开。目前该院图书馆有在编人员13人,但没有专门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因为缺乏专业人士,这批古籍我们始终不敢动。如今有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有志愿服务行动助力,我们才有了信心,决定借助专业力量来摸清家底。”张志刚说。

“他们没有轻率地对待古籍,而是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寻求专业人士支持,这为其他古籍存藏单位作出了示范。”郑智明说,福建教育学院善待古籍的态度让人感佩。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黄显功表示:“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全社会对于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识在提高,但平时在走访上海的一些基层馆和周边省市的古籍存藏单位时,会发现一些单位还存在着把古籍工作边缘化的情况。而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公立图书馆以外的古籍存藏单位,褒有着难得的责任心,这也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前提。”

发现一些好苗子

自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以来,该活动也成为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摇篮,为参与其中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等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创造了亲手触摸古籍的机会,这不但加深了他们对中华典籍的了解,更激发了年轻学子对古籍保护事业的热爱,不少同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从事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工作。

“记得自己当年在大学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触摸古籍原件,使用的都是影印本。过去一些写版本学教材的老师,大多也是从书本到书本,几乎没有摸过古籍原件。而从事古籍版本的鉴定和编目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必须有机会‘见书’才能初步掌握鉴定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志愿者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能大量接触到古籍。”陈红彦说,希望大学生志愿者能借此机会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也希望能从志愿者队伍中发现一些好苗子,培养出一批古籍鉴定和编目方面的专家。

对于福建教育学院接下来的工作,专家和志愿者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如:“福建教育学院收藏的一些古籍在历史上曾被修复过,很多古籍采用裱褙的方法,被修厚了一倍,破坏了古籍的原貌。在下一步修复工作中,要注意秉持修旧如旧和最少干预的原则。”“出现霉烂的、泡过水的要列入急修目录,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有资质的修复公司参与。”“做好普查之后,要因地制宜地做好整理、研究和出版的长期规划。通过出版和数字化,能让这些古籍传播得更久远。”

(本报记者  李  静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