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文艺”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推行并行之有效的文艺政策，带有明显的应急色彩，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文艺理念。正在蓬勃发展的抗“疫”文艺，同样也体现出鲜明的为抗击疫情服务的特点。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文艺活动到文艺评价，都要围绕这个现实的“功利”进行。

1936年11月，毛泽东同志推动下的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他把抗战文艺工作形象地比作“笔部队”，认为“笔杆子”的能力非常大。“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丁玲说的，也是对全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说的。青年作家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的主任，接着就带领文协干部直接上了前线，很快就凭借一手素材和现场体验创作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一经面世就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交口称赞。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12月底至今，随着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项“人民战争”的发生发展，尤其是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时将这场防控疫情工作定义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之后，文艺战线迅速响应，掀起了用文艺助力抗“疫”的高潮。党领导下的各级文化、文联等社团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殚精竭虑，不舍昼夜，处于战时状态。他们想方设法联系、动员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为抗击疫情而创作，这股来自民间的文艺创作的热潮，成为抗“疫”战争中独特的文化风景。朗诵诗、打油诗、农民画、剪纸、泥塑、地方戏曲这些最接地气的文艺形式空前活跃，一些豪情万丈却略显粗糙、直白的诗歌则让人们想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时期的“擂鼓诗人”田间，想起艾青、贺敬之和何其芳。

战时文艺的优点是“功利”，缺点是“太功利”。把“加油鼓劲”当作第一追求的文学艺术难免有些直白、简陋，但是温文尔雅、含蓄隽永、低回缠绵的文艺与雷厉风行、干脆果断的战时工作节奏格格不入。效果才是最好的评判。一个网友写到：“请告诉孩子，／成为钟南山那样的人，／就是读书的终极目的……”身患渐冻症依然坚持奋战抗疫第一线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则把自己的肺腑之言直接吐露于纸上，瞬间让无数人泪目：“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丈夫。／我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这也许是张定宇同志此生唯一的一首诗，毫无疑问这是一首诗人田间所代表的那种“鼓点诗”。

如何看待信守个人主义、坚持批评立场的自由主义文艺家在抗疫文艺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追求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为人性而创作，不过是资产阶级文艺家用来迷惑人民的毒药。顺应时代呼唤，回应人民心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鲜明特色。抗战文艺用彪炳史册的创作实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抗“疫”战争的抗疫文艺也理当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当前，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抗疫的文艺战士不必避讳自己急切的“功利”考虑，写诗就是要为抗击疫情付出一分来自文艺的努力，是宣传鼓动，是感激和赞美，是时代和人民的歌者。

（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加民）